论刑事审判权的监督

刑事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和其他权力一样都有滥用的可能性 ,这就使得加强对其的监督成为必要。本文在讨论刑事审判监督必要性的基础上 ,从实体法、证据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对刑事审判权监督的措施     

对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思考

侦查的目的决定了侦查中存在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了确保处于优势地位的侦查机关正确行使侦查权，必须对侦查权的行使作必要的监督。多年的司法实践暴露出我国立法对于侦查监督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包括侦查监督的滞后性、侦查监督内容的有限性、侦查监督途径的局限性以及侦查监督手段的软弱性等。这些缺陷导致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侦查程序的公正性、合理性大打折扣。     

论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比较法视野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但是我国目前侦查程序的行政化特点明显,弊端众多,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运用"三方组合"诉讼理论重新构建侦查制度.本文从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过比较法研究的手段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侦查程序,进而提出我国侦查程序实现诉讼化改造的必要性.     

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审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未达到立法的初始目的,使实现程序性审查,排除法官预断的立法意图完全失败,相反造成法官庭前扭曲性的预断。复印件移送制度使法官依然实行全面实体审查,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积弊依然毫未触动。并未强化辩护职能,反而限制了被告方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复印件移送制度提高了诉讼成本,违背诉讼效益原则。根据世界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我国国情,应在未来建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审查制度。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思考

从比较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国家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内在理由。从实际的角度看,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社会的实践需要并不能成为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必然理由。从理论前提的角度看,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规范不足以支撑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理性。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有悖于法理,如果我国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那么一旦涉足诉讼,必然会给我国的司法实践带来方方面面的困惑。     

论我国合同法应确立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是诚实信用衡平学说。我国合同法中应规定情势变更原则 ,它与诚实信用原则不同 ,认为在合同法中确立情势变更原则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就此否定其在合同法中的确立 ,无异于因噎废食。情势变更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 ,它包括不可抗力 ,并产生两大法律效果 :双方当事人再交涉义务 ;双方当事人获得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权。     

论我国侦查监督体系的完善

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应对其作必要的监督。针对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中,应确立以任意侦查为主、以强制侦查为辅的原则,实现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建立完整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中国式侦检一体化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律师帮助权及沉默权,以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有效、公正地进行。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及价值分析

当犯罪者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时,许多国家采取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即由国家出资补偿被害人,以帮助被害人摆脱犯罪给其造成的悲惨境况。被害人因受犯罪行为侵害所遭受损失的及时有效弥补事关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和诉讼的公正问题,备受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追究惩罚犯罪,有利于公民法治理念的培养,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论推定对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证明意义

刑法中有关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规定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表现,但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却出现了证明上的困难,一方面导致刑法的惩戒功能无法发挥而放纵犯罪,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程序法上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的发生,并且暴露出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日益脱节的现状。对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进行挖掘,结合国外立法实践,通过程序法寻求推定的技术性手段来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难题,对于长期困扰公诉机关主观方面"明知"证明困难的解决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