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农村金融视角

健康有效的农村金融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基础。本文分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农村金融的相关性，以及温州城乡间资本输入出输出的不平等交换现状及基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主体选择:基于公共服务供给二次分工中居委会的局限性视角

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力除了来自于自身共同的利益诉求,还在于外部的激励性环境。社区社会组织的层次性、多样性和成长性特征决定了社区社会组织需要一个整合性和扶持性的培育主体平台,这一平台也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二级服务提供方。政府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中要避免培育主体的官僚化和政府规模的扩张,并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社区居委会由于其自身结构和功能定位,无法成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有效主体,政府有必要在体制外建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专门性平台。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从权力结构均衡考察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要确立一种以支配为目的不平等关系以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然而在形式上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绩效来强化政治权力客体的平等感受,但其作用发挥必须基于社会权力资源的公平配置,这一要求使得政治认同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有效建构.     

传统乡土秩序:建构与解构

传统乡土秩序既是基于血缘的、自然的内生秩序,也带有理性建构的痕迹,这体现了乡土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士绅充当了这一关系的中介以及乡土社会横向整合的角色。但士绅阶层无力向上渗透并形成具有政治属性的有机实体。     

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供给的非规模化约束与整合主体选择

社区公共服务存在行政事务与社区自主两个领域,由此而形成了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因而需要建立专门化的社区社会组织整合平台来化解.官办组织会增加成本、模糊产权,降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给效能.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事务域组织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征而无法成为社区自主域组织的有效整合平台,政府需要通过合同制治理建构一种契约型关系的体制外整合组织.     

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区嵌入的深度受到权力、利益和文化三元变量的影响。目前,村级的治理水平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上。“精英治理”和“民主治理”的差别在于体制内精英的被选择方式及其自我表现方式的不同。消除这种差别需要提高村民自治制度化水平以及农村社区的公民素质。村级民主治理水平能否不断得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觉的、内省的状态、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能否保证其成员不断克服狭隘的理性人偏好并逐渐向道德人偏好转变。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