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自觉”的当代蕴涵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即经济全球化，同时文化全球化也必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统领文化建设，即应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自觉”内含丰富的意蕴：文化共生意识、文化创新意识、文化竞争意识、文化自主意识、文化安全意识、文化化人意识等。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数字文明的本质意蕴及建构反思

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建构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特殊的本质意蕴及发展趋势。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是造福世界的文明,是向上向善的文明,也是引领未来的文明。而今,数字文明的到来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我国数字文明建构中必须做到：一是恪守原则性,坚持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注重协同性,强化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三是彰显人文性,促进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的对接耦合。     

发挥智库在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中的作用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既准确把握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也赋予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更崇高的使命和担当。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智库作为生产思想和知识的特殊组织,以其价值引领性、智力密集性、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等能力禀赋,与意识形态治理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在国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前瞻性思考

高校规模化、学生个性化、观念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后勤社会化、就业市场化是新世纪新阶段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努力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途径。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中国共产党青少年历史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百年多来青少年历史教育的政策变迁经历了初创形成、曲折前进、快速发展、深化创新四个时期,呈现出连贯性、系统性、全面性、时代性和融通性特征。未来青少年历史教育政策应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一体化协同体系,优化评价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选拔培养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形成了辅导员选拔培养的四个基本模式,其基本经验是:注重辅导员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对高校辅导员的培养;注重对高校辅导员学历的提升.但高校辅导员选拔培养仍有明显的不足,因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高校辅导员选拔培养的制度创新,构建一套科学、成熟、稳定的辅导员选拔培养机制是实现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的重要保障.     

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考察基点,从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三个方面系统比较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旨在划清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性。     

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比较分析

该文以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考察基点,从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三个方面,系统比较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旨在划清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实质,在意识形态斗争日益隐蔽化的今天,对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使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社会发展也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提供了诸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改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些经验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