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时性理解决《楚辞》《诗经》研究的意义

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空间艺术依赖于共时性的表现，而时间艺术则依赖于历时性的表现。英国当代著名学者恩斯特·贡布里希从图画再现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美学中的这些“先验区别”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一方面，画家常常通过对某些动作的特定安排，来延长图像的时间跨度，另一方面，对画作的解读总要在时间中进行，而且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①。事实上，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学作品如神话或诗歌，亦深深依赖于共时性的认知。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神话，…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与汉字阐释论例

汉字构形的理据性及对这种理据性的阐释，从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字学赖以形成的基础。然而，事实上汉字并不能将其内涵明确、清晰地呈现在它的形体中，古文字不能，今文字更不能。当阐释者面对一个个小篆籀文乃至甲骨文等古体汉字的时候，这些汉字很难用它们的形体向阐释者完整地倾述其固有的意义（尤其是后起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阐释，只不过是阐释者对汉字构形的主观体悟。因此，在阐释过程中，跟汉字有关的某些文化现象或观念往往构成阐释者认知汉字形体。读音和意义的初定“期望”，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定背景下的特定的文…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论《诗经》汉宋之学的异同

《诗》汉学与宋学有根本歧异,这表现在：一,《诗》宋学重视文本对阐释行为的规定作用,而汉学则否;二,《诗》宋学重视内向自律,而汉学则重视外向规范;三,《诗》宋学具有远为丰富的文学质素。不过《诗》汉、宋之学的歧异,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的极为深刻的一致性。宋学在更新《诗》学观念、阐释方法、具体解说、观照方式及目的方面的不彻底性,表明了它依然携带着汉学的遗传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