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豁免——中国的视角和选择

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适用范围应该有多大,已经是摆在我国竞争执法机构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比各国反垄断法对经济领域覆盖的"统一适用、例外豁免"模式和"有限适用"模式,我国更宜采用前者.在具体的豁免内容上,则应重点关注行业豁免问题.对于可以采取法定豁免的内容,应该通过立法或者指南的方式予以明确;对于可以采取个案豁免的内容,则应根据"合理原则"进行个案的"公益性"分析.豁免的范围还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做相应改变,并朝着逐步缩小豁免范围的方向而努力.     

港航城市之竞合关系及其法律规制——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为切入点

长三角区域内外各大港航城市在合作与竞争问题上已经展开并将长期存在一系列博弈,但是这种博弈目前还处于低效和失范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背后的内在体制冲突、地方政府的盲目绩效冲动以及立法的缺失和滞后,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其做出一一回应。通过有效的法律规制引导合作向深度发展,变对抗的竞争为合作的竞争,确保港航城市合作与竞争在法制统一原则下进行,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在良性竞合关系中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推动区域内外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轨迹——政治博弈的视角

美国反垄断法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了典型的“钟摆式”运行轨迹,与其不断“经济学化”的主流解释存在抵牾。经济学理论、政党政治以及经济和战争危机等因素确实对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有影响,但是这些解释都不尽周延。以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为代表的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博弈”,是导致美国反垄断法钟摆式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博弈塑造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并不断引导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和演变。     

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从日本竞争主管机关竞争执法、竞争推进谈起

日本在一个长期奉行儒家和合文化的国度里成功地实现了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为竞争政策的有效推行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日本竞争主管机关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机构设置的独立性、权能设置的权威性和执法手段的多样性为其在单纯的竞争执法之外实施竞争推进措施创造了空间;其在竞争执法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步推进的工作作风及灵活多样的操作手法,保证了竞争文化的培育和传播得以延续;其针对社会公众和公共机构展开的竞争推进措施,提升了公众对＂竞争有益经济＂观念的理解与支持,实现了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互相连接。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论解构与制度调适

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均已涉及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元素。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建立在寡头相互依赖理论基础之上，既可以破解寡头市场协同行为的认定难题，又可以成为经营者集中协同效应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弥补规制漏洞的重要价值。但是，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论基础日益受到外部干扰等新兴理论的挑战，实施中产生的制度竞合、结构导向与救济难题也引发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本地化视角下进行制度调适，通过妥善处理与相邻制度的关系以及构建恰当的分析范式，在发挥制度价值和化解制度困境中取得平衡。     

萧条时期的竞争执法:转变与反思

竞争执法的理念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导向。历史上的萧条时期总是伴随着竞争执法的放松甚至废弃,但是近年来,各国开始逐渐从过去的做法中解脱出来,力求在萧条时期坚守竞争执法的底线。这是因为各国普遍经历了放松竞争执法带来的惨痛教训,并逐步认识到竞争执法对经济恢复的重大作用。面对短暂的竞争执法历史以及政府介入经济运行的一贯传统,我国更应该加强竞争执法,预防政府过度介入可能造成的系统风险。     

竞争中性视角下所有制中性的理论解释

所有制中性是竞争中性的核心内涵,主要在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两大场景下展开。随着竞争中性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针对所有制中性的质疑开始升温,理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其违反我国《宪法》规定;二是认为其有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表明：在规范层面,我国的“经济宪法”具有层次性逻辑结构,竞争中性语境下的所有制中性不仅契合总纲性经济制度条款,而且与次级和配套经济制度条款不冲突;在理论层面,所有制中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有制中性并非否定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只是追求商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因此,需要避免对所有制中性的误读,基于我国“经济宪法”开展制度构建和制度创新。     

论经济法理念对行政诉讼体制的冲击和渗透——以反垄断行政诉讼为视角

“反垄断行政诉讼”在我国表现为两种形式：反垄断执法行政诉讼和反行政垄断诉讼。两者共同追求经济法所代表的实质理性观、实质平等观和社会利益观,却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体制的形式理性观、狭隘身份观和个体利益观形成了强烈冲突。后者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涉经济法案件的有效展开,只能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造和观念变革,在行政诉讼中逐步引入经济法理念,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