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现代理念的国际化视角探析

中国加入WTO后,要求我们在全球框架内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改革.在中国教育融入全球化轨道的进程中,首先需要的是具有适应国际竞争的新观念.本文就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基础教育新理念,按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中国教育理念如何与世界对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ZnO/AlN复合压电薄膜的研制

各种超高频电子整机需要高性能的表声波压电器件。介绍了新的压电薄膜——ZnO/AIN复合压电薄膜的制速、结构和性能,并给出主要研制结果。     

FDI 区位决定因素的比较分析

文章从进入模式的视角,利用面板数据对在华外商独资、合资与合作经营模式的FDI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证实三种模式对特定区位决定因素的反应差异明显。市场规模大、FDI集聚多、经济外向型程度高,以及对外开放越早的区域更容易吸引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模式进入,而劳动力成本低、享有优惠政策的区域对中外合作经营模式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中央文献排比修辞的俄译策略研究——以十九大报告及其俄译本为例

中央文献排比修辞的频繁使用起到了增强语势、突出重点、使句式结构条理清晰的作用。本文以十九大报告及其俄译本为例,尝试基于译文与俄罗斯媒体中新闻报道的对比结果对排比修辞的俄译策略进行统计分析,提出“提取公因式,合并同类项”“舍弃复现结构,按照原文原意分别译出”“保留复现结构,遵照原文形式依次译出”“改变复现结构,转换复现词词性”以及解释性翻译等五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俄译策略,以期对中央文献俄译研究以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浅议正当程序与公民权利——以美国宪法为视角

重实体,轻程序代表了我国主流的法律现.事实上,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法律理解为“做什么”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所谓规则,更多的是“怎样做”.文章以美国宪法为视角,探寻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以“杜德利案”为中心

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案是富勒"洞穴探险者案"思想实验的原型。通过对该案原初判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无先例可以援引时,法官进行司法分析需要权衡不同决策的利害后果,进而选择能够激励对社会有益行为的法律立场;而对判决理由的论证所采用的道德性话语表述,则是为了获得服判效果进行的修辞。关于"洞穴探险者案",以富勒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忽视了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要求,使得一个蕴含着深刻司法智慧的案例成为了悬案。     

南京与杭州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南京与杭州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的中心城市，两个城市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构成南京城市竞争力优势的基础在于该城市具有的制造业规模、科学研究和教育水准、市场辐射能力等，构成杭州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优越而独特的环境资源、城市规模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在国际制造业迅速转移的背景下，南京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城市功能方面，杭州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两个城市在竞争中加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分析(1983—2000)

与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有所不同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 1 983— 2 0 0 0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 ,有关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模型应该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和汇率因素。经修正后的模型显示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动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开放性、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水平这几个主要因素所决定。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有重要影响 ,但不如一般理论模型所显现的那么大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受中国国内需求变动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准入逐渐扩大和现行汇率水平的前提条件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会继续保持扩大趋势     

集聚经济、FDI区位选择与引资新战略

跨国公司区域定位的集聚特征日益明显,集聚经济已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何创造有利于外资集聚的区位条件对我国外资引进工作有着重大意义。根据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集聚的利益与成本、外资集聚的特性以及外资集聚的影响因素,新形势下引资战略应当:(1)深化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联系;(2)突出产业优势,促进外资集聚;(3)加强区域合作,放大集聚效应;(4)合理规划开发区,注重区内外资企业产业关联和分工协作;(5)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与跨国公司的联系。     

英国法官制度及其启示——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是学理上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二者在实践上也时常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鉴于职业法官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职业化又不能太过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跳出要“法意”还是要“民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方面坚持职业化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利用非职业化元素为法治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