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从"空巢家庭"看单向度的家庭代际伦理关系

代际伦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伦理问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现在代际伦理中,如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空巢家庭中单向度的亲子关系,以及传统教道在当代的阐述与发扬问题等,都体现出现代家庭中旧伦理关系的式微与新伦理关系的生长。代际伦理不单单是家庭关系中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推而广之,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维度来看,代际伦理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逝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一种单向度的义务关系。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与宗教之辩

对于康德哲学中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德对道德必然导向宗教的论述,破坏了道德法则的自主性和纯粹性,也与他的道德不需要宗教的命题相冲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把宗教奠基在道德之上,是在以道德解构宗教,最终的结果使宗教成为了道德的附录,从而损害了宗教的自主性。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对康德来说,道德和宗教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需要,康德的目标是实现二者的共契而非冲突。     

论康德意志概念的两个向度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意志作为一种依据道德律而去实现一定客体的欲求能力,具有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中第一个向度是指意志必须具有规定根据,即它必须依据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律来规定自己。意志的第二个向度是指意志作为一种欲求能力,必定期望去实现一定的客体或对象。明确这两个向度,有助于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全貌,也能够澄清关于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及＂道德律与至善相矛盾＂的误解。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向至善之途——康德的历史目的论探析

康德的历史目的论学说经常遭到研究者们的忽视或误解,然而这一学说对于全面理解康德的历史哲学和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康德克服世界二元论,达到全面理解人是什么的进一步尝试。康德分别考察了历史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最终揭示出至善乃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至善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不是客观的知识,因此只能对它采取道德信仰的态度。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拥有道德信仰的人类在至善理念的引导下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行政补偿立法评议

在最近的宪法修订中,行政补偿被正式提出并公布实施,关于私产保护和人权保障的条款也与之一起被明确写入宪法,在此背景下,通过理清行政补偿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分析行政补偿的定义及其特征,指出了当前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和解决方案。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现代性批判与超越的尝试--评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胡国亨认为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主要是由西方智性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造成的。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及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 ,胡国亨提出了“大孔子学说”,藉以纾缓人类的生存危机。本文认为 ,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跨学科、多视角批判是理性而深刻的 ,对我们全面认识与评价西方文化及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困境的设想 ,“大孔子学说”却陷入了以纯意向为出发点的乌托邦之中。     

论康德的道德信仰学说

康德的道德信仰问题经常遭到研究者的漠视或误解。本文通过对康德道德信仰的必然性、特征及其意义等问题的分析,力图证明,对康德哲学来说,道德信仰绝对不是无用的累赘。作为解决纯粹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缺陷的尝试,它是康德道德学说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论。同时,道德信仰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对康德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建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