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

本文所涉及的是从公元前二世纪以迄公元后十七世纪,即当我国汉代到明代期间,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若干历史情况。由于我所知道的有关阿拉伯方面的资料甚少,这里主要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作一些介绍。下面分五个时期来谈: 一、公元七世纪以前的友好往来生息蕃衍在东亚大陆的我国各族人民,在远古时代便同四邻有过许多接触和往来。但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直接打通了中国同中亚之间的交通的,却是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命首次出使西域。他经过许多险阻,历访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来。元鼎二     

真谛所到梁安郡考

我国福建的泉州市,在宋元时代以刺桐港之名,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蜚声国际。然而泉州湾的海上交通,其繁盛究竟应上溯到何时,却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探讨的有趣问题。早在南北朝时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同南亚,以至西亚的海上往来,便已益形发达。当时在南朝方面往来于中国和印度间的求法、传法僧侣中,不少人即循海道而行。汤用彤从记载这些僧侣事迹的佛教典籍中,考知那时与西方海上往来的东亚一端的重要港口有四处,即: 一、交趾。其地约在今越南河内附近。此地自东汉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航路东方一端的     

七十年代日本关于印度研究的成果与课题

前言笔者曾在本志一九六九年六、七月号(第一百号)上,论述了日本截至那时为止的对印度的研究。本文是它的续编,论述前稿发表以后的研究状况。前稿论述了对(印发)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情况的研究;本文由于篇幅关系,只好主要限于二十世纪以来情况的研究,而且不能过多地涉及政治、经济以外的领域。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之研究

作者在(台北)《人事月刊》杂志第15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绩效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美国在1978年文官改革法中就制订了“功绩俸制度”,其重点为:(1)定期考核员工的工作执行情况:(2)建立一套以工作绩效为评估的标准,并鼓励员工参与该工作标准之研订;(3)将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采取该员工人事措施的基础;(4)订定中高级主管及管理人员以绩效为主的功绩俸待遇及现金奖励制度。该制度的有关的实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