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争论——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评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已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国家和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就宏观审慎性监管理念和实践达成了基本共识。理念共识表现在对宏观审慎性概念的起源、政策目标和内在逻辑的认知方面,实践共识则主要表现在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国际制度建设方面,具体涉及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以及应对时间维度和跨行业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虽然达成基本的观念和实践共识,但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包括政策工具分类多样化、机构设置差异化和挑战、政策执行的差异性、有效性整体评估的不足和困难、政策边界模糊及外溢性、大国政策波动及共识弱化。维系共识和解决分歧是保持制度变迁动力和趋势,进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的关键。     

论网络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生态变迁

网络媒体的物质特性、传播特性决定了网络媒体产生后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必然发生深刻的生态变迁 ,传统新闻传播学话语被改写甚至被置换。这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者主体席位增加与“受众”的消解 ,“线性模式”崩溃与“控制研究”式微 ,新闻传播媒体自身形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等。     

调子低沉,心境阴暗

<正> 叶文福的《我是飞蛾》是一首思想极不健康,问题比较严重的作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作家,往往是用虚伪的感情从事创作的。叶文福正是这样的诗人,《我是飞蛾》里飞蛾这个形象就是个虚伪的形象。诗人用飞蛾在寻找光的过程中,“终于在一片苍白的废墟和贫穷上看见了光,看见了火”,并要“用我全部的生命,试试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极力赞颂飞蛾具有勇于实践、百折不挠的     

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

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和担忧激励了理论创新。在诸多创新方式中,理论综合是重要的一种,具体包含了理论折中和理论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理论合成的严格理论与理论折中的实用性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较多模糊地带。更多的研究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已成事实。在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之间还存在一种理论综合的方式——理论回归,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所谓"基础路径"即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而是逐渐形成超越具体学科及/或理论的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     

档案证据的法律效力

针对档案与证据在档案界混淆不分的现象,从法学角度提出档案要成为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等特征的观点,同时认为档案不具备这些特征,就不能作为证据。     

论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应有趋向

改进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是推动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所在。从伴生评价转向自主评价,从形式评价转向内涵评价,从行政思维转向学术思维,从管理评价转向发展评价,从单维评价转向多维评价是我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制和机制的必然路径选择。     

“四人帮”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者

斯大林曾经说过;“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采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却厚颜无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美化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实际上他们特权最多、法权最大,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厌恶劳动,鄙视工农,整天躲在“安乐窝”里,过着地主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是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     

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路径——基于全国50所高校的调查

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课题组在我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0所高校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在创新中实现繁荣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普遍期盼与核心主题。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构成的理解中,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强烈,将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的思维取向突出;对相关主体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意愿高度肯认,对其创新能力与成效的评价相对不高;对优化学术发展环境充满强烈期待,对研究者学术素质因素关注相对不足;肯定和认可推进创新的有关举措与建议,"改进评价机制"等被视为助益创新最需着力之处。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应当坚持队伍建设为先,强化学风建设,增进方法自觉,着力培育战略科学家;坚持学术环境建设为重,优化政策和舆论环境,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聚焦质量与创新的评价环境;在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化科研管理创新。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