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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世纪之交这样一个方生方死的大转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几乎同时经受着两方面不可抵御的推动。从内部看,固有的文学规范、文学偶像已然衰颓,新生的文学因素正在萌孽生长;从外部看,各种催生的激素养料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双重推动以及特有的图存救亡的时代情绪,使文学的步履突然间走得分外匆忙。“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文学一下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任务。问题并不在于文学是否堪此重负,而在于这一口号中包含的合理要求以及作家对此的普遍认同。在经历了洋务兴办的失败、政体更迭的虚幻之后,那些先觉者都意识到了改造民众的作用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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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鲜为人议的话题。一般认为,以提倡现实主义著称的文学研究会,对浪漫主义是反对、或至少是排斥的。这种看法把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团体和一个影响巨大的文艺思潮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 其实,在几乎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印记。以冷静深沉著名的新文学开创者鲁迅,就是在激烈昂奋的浪漫主义启发下,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的。在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里,他曾怀着怎样的兴奋之情描述过浪漫主义:“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此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大都不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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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随着城市的繁荣而发展壮大,跟广大市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决不能低估通俗文学对于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力。值去年十月省通俗文学学会召开座谈会之际,我们组织了三篇文章:彭晓丰援引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状况,以外证内:顾亚维探讨了读者的心理需要;卢敦基则对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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