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阻碍因素及消解

在我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防止利益冲突、加大防腐力度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但当前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既得利益者的抵制、隐私权冲突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因素阻碍着这一制度的推行,可以从培育社会环境、健全相关法规、完善配套制度、分层渐进推进、明确责任主体等五个方面逐步加以消解,推进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进程。     

《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的调查与思考

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兴趣较浓.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影响教学效果的障碍主要有教学内容的重复、教学手段的落伍、意识形态的淡化等.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就在于阐述邓小平理论彻底的科学性,充分发挥邓小平理论"说服人"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改进深化教学内容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展示个人品德;运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改革考试方式;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七一"讲话理论创新是时代精神的升华

党的地位及其自身建设的变化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国内环境的变化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着眼点."七一"讲话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时代精神的升华.     

执政生态的构成及其评价——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现状及其优化

互相制约的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耦合构成执政生态系统,健康的执政生态能强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不健康的执政生态则动摇甚至颠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其健康与否的评估指标有政党生态、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三个一级指标及其分解出的九个二级指标.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生态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存在某些“病毒”和“亚健康”的症状,可以从加强多样性建设、强化健康因子、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等方面,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实现长期执政.     

合川县铜溪乡专业户调查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包括重点户,下同)对发展农村生产力、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仅以产值而论,合川县铜溪乡1984年专业户为60户,占全乡农户总数6,615户的0.9％,而产值436,849元,占全乡总产值11,527,054元的3.8％。     

执政能力建设的X模型初探

建立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向坐标为执政能力的子矢量明确方向规范,从而实现执政能力的最大化;作为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效整合不同阶层群体利益,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以群众认同度作为衡量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准,也是检验执政能力建设成败的科学标准。     

儒家修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廉政自律的视角

儒家突出修身对从政的基础性作用。孔子强调"习"之重要,孟子以"性善"言人之为人的道德属性,明确人天生具备自我生发礼义规范的可能,荀子以"性恶"论人天生生理属性的危害,凸显后天学习与实践而成就礼义法度的必要。与此相应儒家修身有着两个根本向度的路径与方法:存养与学习。孔子虽主张"为仁由己",却更突出学与习的价值,而孟子则进而强调存心养性,荀子则突出礼义法度学习。这些思想不但从深层的人的类本质的探查启示着当下政治贪腐行为的治理,廉政自律有其可能与必要,而且予廉政自律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以重要的路径性引导。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界定及实现

国家的本质是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对立统一 ,社会职能的主要内容是经济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理论根据 ,具体表现为占有职能、调控职能、稳定职能、分配职能     

中国腐败犯罪状况的实证研究——以新型客观测量模式的引入为研究视角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司法文书为调查的数据来源,不再以特定腐败犯罪的“立案数”“涉案人数”等作为参数标准,而是以“相对测量”为理论基础,以“潜伏期”“数额”“次数”3个核心参数来重新构建客观测量标准,可消解腐败实际状况与打击腐败努力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对中国不同时期、地区、行业的腐败状况进行更合理、全面的分析。运用新型客观测量标准,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3类典型的腐败犯罪为分析依托,对沈阳、广州等6个副省级城市2013—2016年的司法数据进行统计,西安地区的廉洁状况最好、南京地区的腐败状况最严重;整体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廉洁状况有所提升。     

论权力监督的“内部人陷阱”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权力监督陷入了监督主体与权力主体围绕权力的博弈,“同化”效应或者“内部人陷阱”的存在使得监督失灵.寻求其对策有两条通道:一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权力主体的效用函数与监督主体的趋同,从而实现监督主体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二是变革监督程式,将对权力的直接监督转变为透过权力主体对权力实行间接监督.在间接监督模式下,建立有效的反馈控制系统也是提高监督成效的必然要求和当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