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制教育对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

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教育手段,但它们又有内在的一致性。法制教育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既可以通过法的强制力量迫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自觉自愿接受社会所倡导和认可的思想及道德观,使之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同时又可以通过法制的强制力量抑恶扬善,从而确保人们用社会所提倡、所认可的思想观点、道德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浅谈当代大学生“自我中心论”的价值取向

“自我中心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国大学生中的一种极具理论色彩和迷惑力的理论变相。本文通过对这种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心理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自我中心论”的实质和理论误区，阐述了批判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对大学生树立科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南京城市新地标

200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落成。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同志看到气势恢宏、面貌一新的新馆时．不禁激动地说：“新馆的效果好得超出我的想象，我走过很多国家．参观过很多纪念馆．但从来没见过像这样让人震撼的场馆．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中国第一、南京地标。”梁书记首欢提出南京城市新地标的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学知识创新的面向、原则和焦点

民族学作为因应现代化而生的学科,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深化和创新中有所作为。中国民族学有研究现代化的深厚传统和丰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力推进既对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急切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广阔平台,还激发其强劲动力。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应面向：中国社会实践和重大战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民族学基本问题和方法。民族学知识创新的原则是：守“魂”、寻“根”、开“眼”、从实、原创。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民族学知识创新应聚焦于“变”和“特”。     

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     

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研究

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不断发展,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培育环境复杂化、培育主体个性化、培育模式多样化、培育内容碎片化等诸多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要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理念,由灌输型培育向引导型培育转变;要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由单渠道培育向多渠道培育转型;要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基础,由理论式培育向榜样式培育转换。不断提高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效性与实效性。     

制约金融支持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

大庆市金融机构近年来对“三农”支持力度逐步加大,贷款累放额、贷款平均余额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所起到的效果不够明显。对此,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供给不足、配置效率偏低是目前制约金融支持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     

浅谈构建和谐社会的诚信底蕴

在传统文化中诚信有着重要的涵义和作用,先哲们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然而,现代社会却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危机,严重危害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诚信建设,通过思想教育树立诚信光荣的价值观;用法律法规强化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提高政府公信度和党员干部的表率性。总之,在现代社会诚信危机的情况下,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初探散杂居在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居民的语言操用态势

散杂居在乌鲁木齐市的哈萨克族年青人较均匀地分布在市区的各个单位戏片区,自小处于汉、维、哈、蒙等多语环境中,言语中也掺杂着不少汉语或维语语词.特别是一些新近出现的汉语专业术语名称,如"电视、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移动、出租车"等等,更是被大量使用,在这一年龄段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汉哈等语言混用的语言行为.部分年青人用汉语交际的能力比用母语交际的能力强得多,并认为自身的这种语言使用状况很正常.     

强化“六民理念” 构建和谐计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200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为新时期的人口计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