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的产期调节（续十一）

葡萄的产期调节,是指通过人工影响,使葡萄按预期的时节上市。主要实施方法是采用促成栽培,一年多收及延迟栽培等措施,达到使葡萄鲜果在同一地区供应期提前1—3个月,或延后1—3个月的目的,避免了大量集中上市价格低,又可以供应淡季市场,效益成倍提高。其中加温温室促成栽培可使北方干旱少雨区葡萄在4月底5月初成熟上市,南方可提前到6月上旬。延迟栽培葡萄在当时早霜来临后1—2个月仍能保持新鲜无损。利用一年多收技术,在不增加设备投资的情况下,尚能使葡萄供应期延迟1—2个月,南方诸省更可     

达县大地洒满爱

四川省达县有63770多名残疾人。县残联从1991年成立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出现了“政府搭台、财政拿钱、卫生唱戏、区乡配合、民政支持、残联办事”的大好形势，共投入康复经费近40万元，完成小儿麻痹矫治320人（次），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551例，多次被地区评为“三康     

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问题

时间 :2 0 0 2年 3月 2 9日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 (以下简称景 ) :全球化的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得比较多 ,也有过许多重要的话题 ,但是 ,“9.1 1”事件以后 ,社会学家都把恐怖主义的话题纳入到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 ,比如说贫富之间、宗教之间、地区之间的对立 ,这些矛盾和冲突与现代恐怖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本 -拉斐尔 (以下简称本 ) :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的。因为 ,现在很难把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隔绝开来 ;而且现在恐怖组织都非常容易得到外界的…     

文化的多元性与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每个民族又应保在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丧失文化传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民族教育中正确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要做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教育的现代化。文章结合两个藏汉双语教学的典型实践,从文化的多元性角度,引发了对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问题的思考。     

Google与Sun联手对抗微软

有朝一日,Google-Sun联盟将击破微软公司对个人电脑业的控制。这是微软公司许多敌人日夜期盼的良机。2005年10月4日,微软公司当前的劲敌、也许迄今为止最危险的敌手Google公司,同去年还是它凶猛对手的太阳微系统公司走到了一起。两家公司尽管预期很高,但还是同意只进行适度的软件捆绑交易,太阳公司打算向其客户提供Google的某些技术。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升官在于活动”感言

有几个昔日的同仁,近年仕途得意,官运享通,从小小的办事员分别升至科局级和县处级干部。一日遇,问其升官之道,其中一君笑曰:“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嘛,不勤于向上‘活动’,哪能提拔重用!”这一升官“活动”新说,令笔者惊诧不已,半响无言。 时下,“升官在于活动”的观念,确在一部分基层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头脑中占有市场,有些同志为了升官,不是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以其优异的成绩接受党和人民的评价和选拔,而是倾注很大的精力搞上层“活动”,想方设法通“路子”找“关系”、寻“后台”,搞“感情投资”。一些领导同志经不住部属频频的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挂词、对与隐喻：双关语的比较诗学

近20年左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趣中心无疑由对一般性(gene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追索转向了对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性(difference)的重视。这也难怪,因为过去试图建立一种一般理论的努力,特别是在文学领域的此种努力,鲜有重视欧美“中心”之外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形式,也许斯拉夫地区,有时也包括了印度地区的文学、文化可以算是例外。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