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的读者和民歌形式问题

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营销策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营销策略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必须重新构建营销策略,并结合电子商务的发展特点以及企业的实际营销理念,实现企业和消费者的互利和共赢,有效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     

当代诗歌发展进程论略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和表达形态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表明,诗歌写作不仅可以见证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其历史演变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暴力到语法，到肉身的赎回——当代汉诗的动向

汉语诗歌在取代历史叙述的僭越冲动中将文学的功能逐渐升华为一种极端的信仰,这一信仰遗传给了现当代新诗并为新诗的自我嬗变酝酿出反动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汉诗的文体觉醒有效地清算、解构了诗歌传统里的阳物中心主义,推动着当代诗歌美学的转向.作为策略和旨归,当代汉诗的形式主义试验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抗辩品质,它至少体现了诗人修复或纠正诗歌与非诗意识形态关系的艰难意志.而作为形式写作之一极的当代身体写作同样彰显了一切形式主义者的赎魂用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规划着后现代氛围下当代汉诗的精神走向.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从放声歌唱到潜在写作——简论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诗歌创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诗歌形态主要有四种生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叙事诗和生命抒情诗,四种诗歌形态基本上反映了建国后近30年的诗歌风尚.闻捷、李季、李瑛、郭小川、贺敬之、穆旦、食指等是各诗歌形态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创作在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个性.总体上讲,该阶段诗歌创作的美学风格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生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已经成为了当代诗歌的主要表现内容,而单纯、明朗、华丽、热烈则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征,"颂歌"和"战歌"则是这一阶段的主流诗体.     

诗歌语言形式本体论辨误

现代汉语诗歌在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累积了种种问题,其中诗歌观念方面存在的认识论误区主要表现为语言形式本体论的偏执.引入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对话语、诗歌话语、诗性语言等概念进行辨误式的厘清,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形式本体论的偏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