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元气:明遗民的文学本质观

本文借助黄宗羲关于“遗民”-“天地之元气”-“文学”同构关系的论述,讨论明遗民群体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认识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于遗民的生存具有“存道”乱世的意义,文学对“元气”的承载就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对遗民生存状态、人生意义的展现而实现的。对立于现实政权的政治立场使遗民不需要以文学为政教服务,从而更重视其表达自我、释放情感的宣泄功能。出于对自身人格价值的高度自信,明遗民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这使得他们勇于肯定自己激烈奋张的情感,并认识到这种情感所可能产生的能量。因而,他们解决了自身情感体验与儒学思想背景之间的矛盾,摆脱了“温柔敦厚”的正统文学标准的束缚。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存道:明遗民群体的价值体认

亡国以后,明遗民群体面临自我价值的重建,儒家思想传统中作为价值基础的"道"成为其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立足点.在他们看来,明亡以后,异族对政权的掌握意味着道与现实政治的分离,天下从此陷入了混淆颠倒之中;而其人生选择中所体现的道,是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的唯一凭借.其内容为儒家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人伦秩序及其规范下的道德原则.明遗民的"存道",实质是通过保持本民族价值观,以保存重建独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的精神性退守.     

公共场所监控与隐私权保护研究

基于公共场所的开放性与共享性特征，在公共场所的监控状态下，很容易出现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而我国目前关于隐私权的保护总体上呈现“内容少、法律散、手段弱”的特点，因此在借鉴相关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我国公共场所监控与隐私权保护进行完善。     

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禅学思维与袁宏道的诗学策略

学界阐释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大多从界定“性灵”的意义来正面人手.然从袁氏本人的言论来看,他并未将“性灵”作为其诗学的核心概念来使用,他早期的诗学旨趣,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不如说是以打破当时诗坛沉闷状态的方式来醒人耳目.而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策略,直接源于对禅宗思维方式的接受.     

"悬解"与人生困境的解脱--以《庄子》注疏为考察对象

《庄子》中“悬解”的提出,与解脱死亡焦虑相关。历代注家由于思想背景的不同,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表现出较大差异;从其总体倾向出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得“性命之情”即“适性”阐释“悬解”;二是用佛家“空幻”观念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死,从而解释“悬解”;三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把“悬解”理解为高超的儒家道德修养境界。     

试论战国策士的人生理想

战国策士的人生理想大都寄于现实进取 ,在很多时间为获取功名利禄抛弃了道德传统。本文探究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豪杰:明遗民群体的人格理想

"豪杰"是受到明遗民群体普遍认同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形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由孟子所倡导,强调个人的主体意志以及强健的主体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明代中后期王学对自我的肯定,使其再度受到重视。明遗民艰难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具备坚强有力的人格,这一方面是个人应对人生困境,自我树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存亡续绝的救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