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决然二分,而黑格尔则将这两种理性看作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两者关于理性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不同界定上。黑格尔将实践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他认为后两个阶段即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理性的第三个阶段——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了完全统一,使理性获得了其真实的客观现实性,从而过渡到精神这一意识的最高环节。文章即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其实践理性学说。     

试论罗素逻辑原子的两种简单性

有关罗素逻辑原子的简单性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这主要是由于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本文中一些相互冲突、十分含糊的说辞造成的。文章将立足罗素与逻辑原子主义相关的一手文献,将简单分为两类：绝对简单和相对简单,分别探讨这些争论的焦点所在,并为罗素那些看似矛盾的说法给出自己的解释,也即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正名。     

罗素感觉材料理论探析

为了应对怀疑论的挑战，1912—1927年间罗素发展出了逻辑构造理论这种独具特色的形而上学体系。要使物理对象的存在及对其的知识变得确实可靠，用来对其进行构造的要素一定是确定的。他坚定地站在英国古典经验论传统一边，认为只有直接能亲知的对象才是完全确定的，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罗素认可的构造元素有两个，即感觉材料和森斯比利亚(sensibilia)，他对这两类要素的独特界定构成了他感觉材料理论的具体内容。     

解析罗素的两种逻辑原子:性质和关系

罗素认可的逻辑原子有三类:殊体、性质和关系,殊体的界定在罗素的体系中相对明确,而他关于性质和关系的学说却一直摇摆不定。他将性质和关系分别分为性质共相、性质共相的例子、关系共相、关系共相的例子。总体而言,他对性质和关系持有实在论的立场,只是在不同时期对这四类共相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的立场稍有不同。通过澄清其关于性质和关系的学说,以明确他本人及学界在共相问题上的争议何在。     

逻辑原子不同于感觉材料——罗素逻辑原子主义中两种世界结构模型的关系失据论证

大多数哲学词典将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卡尔纳普列为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学界对此争议颇大,但反过来看,这一界定也许表明逻辑原子主义自身就包含了前期维氏和卡尔纳普两种思想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这一学说典型的代表人物及这一名称的提出者——罗素,他的逻辑原子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两种世界结构模型,这正是后来前期维氏和卡尔纳普分别加以极端化的结构雏形。这两种世界结构模型的连接点在于逻辑原子和感觉材料的等同论证上,罗素本人对此的论证过于简单隐晦。本文借助当今美国哲学家W.Lycan的文章以还原罗素的论证,并得出罗素的论证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     

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论康德哲学的两种理性法则

康德哲学的能动性体现在＂为自然立法＂的自我意识和＂为自己立法＂的自由意志两个方面。前者属于理论理性,适用于现象界;后者属于实践理性,适用于物自体。尽管康德用目的论来调和两者,使前者从属于后者,但总体上他将两种能动性割裂开来,使其被严格地限制在各自的领域,这一方面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认识主体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之间更大的矛盾。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试析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主体观

表面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两种主体：认识主体或表象主体和形而上主体,并借用前者论证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维氏的表象主体只是用来为形而上主体服务的,他更看重后者.这与他的哲学趣旨是相关的：他十分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借用形而上主体,他不但给出了认识的界限,也为生命的意义找到了方向——要想幸福地生活,必须和世界和谐一致.     

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反思

雷蒙·威廉斯作为“战后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英国式重建的过程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命题，勇于打破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对“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范畴进行重新界定，提出以“中介论”修缮“反映论”“决定论”，恢复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和实践品格，提出了极具原创性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赋予历史唯物主义全新的英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