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对生存困境的言说

张爱玲的<封锁>以车厢内外的世界隐喻了社会和人生,借此表明:战乱的封锁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会规范对人的封锁,人们对自己思想的封锁.正是后一种封锁,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人成了永远的孤独者.同时它还揭示了人性弱点:人们渴望背叛既定生存状态、既定社会角色,行动起来却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由此,她用一个非常态的封锁空间展现了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常态就是社会规范对人的封锁,也是人对自我的囚禁.张爱玲要表现的,正是那面向丰富的"真人"如何在现实的规范下,在"好人"的全国中逐渐风干成为"标本"这一令人深思的人生寓言.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形式辨析

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在各自民族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其自身在演变、定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叙述形式,又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叙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效应.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完善并总结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形态,而卜迦丘的《十日谈》则开创并确立了西方古典短篇小说的话语形式.因此,对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叙述艺术进行比较与研究成为小说叙述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 "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从王熙凤、薛宝钗的交际艺术透视当代交际学

有效的交际手段,可以使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在封建社会中,稳定的人际关系常常是以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其所处的社会阶层为决定因素的。在《红楼梦》中,贾府作为封建社会的缩影,其间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护离不开两个重要人物———王熙凤与薛宝钗。     

本雅明思想身份的生平解读

作为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本雅明虽然是“难以分类的人”,但在他复杂多样的思想身份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文人与后现代文化的预言家的身份标签似乎格外耀目。论者既不想简化本雅明复杂多样的思想面孔,也无意将这样一个罕见的天才加以分类,因为分类往往是对思想体系的一种流派性划分,而本雅明的特殊性在于：其多重思想身份并不是简单的平面的思想体系的划分,而是由其短暂一生中的“博学”与“才华”召集的一种纵向（时间维度）、立体（空间维度）层面的思想上的融会贯通。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好,作为现代文人也罢,还是作为后现代文化的预言家,其最终的指向都是弥赛亚精神（救赎思想）,这无疑对现代社会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人有四喜”指哪“四喜”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尤其是在古典小说、戏剧诗词中,"喜"常代表着"中和之美"的传统审美习惯。因此,古人常追求"皆大欢喜"的艺术效果,从而赋予古典作品以大团圆的创作模式。就像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两情相悦,一见钟情,其间虽然有人不断阻挠,必须得经过一番挫折磨难,可是最终才子佳人还是能奉旨完婚,有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