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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许波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1,48(3)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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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许波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1-3,54
唐诗中的扬雄主要有两种形象,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扬雄献赋本为讽谏,但因"劝百讽一"的矛盾,其讽喻之义往往淹没在华丽的形式中,所以唐诗称引其献赋时,多与入仕或宫廷侍从相联系,而较少注意其讽谏,称引草《玄》事时则看到了扬雄的不得已与高尚的人格。对扬雄的吟咏体现了唐代诗人对出与处的思考,献赋入仕是他们用世思想的反映,而白首草《玄》则是他们对人格的追求,是兼济天下理想无法实现时的一份固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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