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经济危机下，能否拒绝社会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日本经济衰退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对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正在对发展中的中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转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场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机遇予以回应。为此,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和本刊编辑部联合邀请上海部分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不久,我们很难预测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相信,全球金融风暴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风险和挑战,而且也是机遇。它会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它会孕育一个建立在自己文化土壤上,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它会培育和发展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 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

基于对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反精神医学”历史的考察,本文试图提出反精神医学运动如何影响精神卫生公共性建设的问题。文章结合当时欧美社会民权运动的背景,从“反精神医学”诸种思潮中梳理出其指涉公共性的各个面向,探讨其历史经验与启示。在传统精神医学陷入危机之时,反精神医学的精神卫生观转向以精神病患为主体,其中对“全控机构”的批判和标签论颠覆了传统精神医学的神话,成为“去机构化”意识形态的合力;同时,草根组织的援助改变了被收容者的社会处置方式;巴扎利阿的精神医疗改革则进一步解放了被收容者,其提出的废除精神病院、通过立法保障患者权益的案例,进一步彰显出精神卫生的公共性何以可能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精神卫生的公共性所指涉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精神卫生改革中的公众参与以及争取合法保障精神卫生相关权益的经验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