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基于数据多粒度的隐私差序保护

大数据时代,隐私的数据化与数据的隐私化相互交织,个人隐私边界日渐模糊。传统对于隐私、数据的“粗粒度”保护策略已难以匹配当前高度解析化的“微粒社会”,隐私保护与利用隐私换取便捷生活的悖论进一步凸显,人们的隐私焦虑愈发严重。研究基于数据多粒度探讨隐私差序保护,将个人数据以“人格价值”“敏感程度”与“社会属性”进行分层、分级,明确隐私保护与数据合理使用的价值序位差异及边界,并根据不同层次粒度之间的序关系,赋予用户真正的管理权与使用权,让隐私保护更具针对性,数据管理更具效益。     

全媒体语境下的危机信息发布

新媒体的崛起催生了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受政策与市场因素的影响,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全面融合的进程中,媒体自由度扩大,公众传播地位提升,这削弱了危机信息传播场中政府的信息主导地位,加之舆论观念落后、传播策略单一、信息发布方式陈旧,危机信息发布暴露出时代性不适应。在分析全媒体语境下危机信息发布不足的基础上,建议政府从信息沟通体系、信息发布文本与媒介三个方面完善信息发布策略,并进一步提出,政府应尊重公众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开,在信息自由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对信息的控制,做到信息自由与控制的平衡。     

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沟通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详细分析了应急管理中风险沟通的缺失,提出强化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健全政府应急管理问责制,厘清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改进风险沟通的实效,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     

知情权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末,知情权的概念从西方介绍到中国,90年代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SARS事件后,知情权研究渐趋升温.知情权在中国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水准的研究成果;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理论研究比较粗浅,基本法理尚不明晰,对社会问题研究不够.今后应继续加强对知情权基本理论的探讨,从制度层面上研究知情权的实现,健全知情权的救济机制.     

马克思主义“人民报刊”思想的当代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不是僵化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从激进论战到舆论引导,强调报刊的有机运动,强调人民报刊与人民精神的联系。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关于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讲话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强调政治家办报,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强调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统一,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循报刊的内在规律,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一脉相承。     

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断加深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媒介依赖症”成为一种现代病。人与媒介的“难分难舍”往往引发人的情感迷失、认知偏差、心理焦虑。媒介的人性化发展不断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沉浸体验，但也可能弱化人的主体性意识，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过度依赖媒介。人要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超越媒介，增强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提升“反连接”能力和“反沉浸”能力，避免在媒介使用中成为电子化、扁平化的人。     

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近年的新闻侵权案审判中 ,一些地方的法院采用了“谁报道、谁举证”的“新闻审判原则” ,强化了被告的举证责任 ,减轻甚至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这实际上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基本原则 ,违反了新闻规律 ,不利于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舆论监督权 ,因此有必要在新闻侵权诉讼中重申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美国有关传媒报道与公正审判的冲突及其法律调整评介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法院如何保证审判不受传媒干扰的四方面较成熟的实践经验和规则 ,即诉诸司法程序的手段、限制传媒取得有关未决法律事宜的信息的权利、对传媒的事先约束和事后处罚等 ,指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 ,有效治理我国传媒在追求“新闻自由”中形成的“新闻审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