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甘地、国大党评价问题小议

两种民族独立运动列宁生前很关心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并将希望寄托在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的革命进程上面。现在半个多世纪逝去了,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印度革命却始终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与深度。印度是世界上最早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渐进的、从而是妥协的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大国。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惯于施用奸猾手腕。早在1885年,英国总督便理解了印度局势的严重性而鼓励休谟从事国民大会的组织。此后,英印当局随着国民大会党的策略,乘风放船,有时送点情波,“满足印度的政治饥渴”,允诺他们以自治的权利,有时则主张须逐渐而非常缓慢地实施宪政的改革。廿年代前后,“英国人在‘安抚’印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①     

浅析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思想渊源

光绪帝受禁,戊戌维新顿告夭折,维新派中坚谭嗣同决然地舍生就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是谁能料到,就在谭嗣同这位虔诚的改良者为原则而献身的二十余年以后,印度竞出现了一种以仁爱、非暴力为宗旨的不合作运动。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革命”,其倡导者就是甘地。 此位领袖劝人苦行,教人自我牺牲。他有一条箴言就是“爱你的仇敌”。诚然,古时候有过许多圣贤、教主和改革家们,都曾劝世人以忍受来抵御邪恶,但甘地的举动与前人有所不同。他不仅以非暴力作为个人道德的规范,而且还拿它当作政治运动的标准。     

1927——1936年民族工业命途再探

1927年“国民革命”夭折后,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共有10年时间。此时,我国民族工业的境遇如何? 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的是破产、半破产的境遇,或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日益走向破产的境地。用线条来表示,则是一条跌落的斜线。直至前几年,才有学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其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进口税的提高,币制的统一和1935年10月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某些发展。1930年经济达到高峰。1931年到1934年受挫,1935     

“慕尼黑阴谋”在东非的预演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深夜,德国南部慕尼黑小城的褐色宫——纳粹新厦灯火惨淡,英国张伯伦、德国希特勒、法国达拉第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正在聚会,商定将欧洲小国——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法西斯德国。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后来,这种“慕尼黑阴谋”又企图在亚洲重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间,美国伙同英国,打着“调解”中日战争的旗号,召开一个由日、德、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参加的太平洋国际会议,     

1935年抗意战争前埃塞俄比亚社会性质的商榷

近几年,有一些教材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北大编《简明世界史(近代部分)》];或者“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等编的《世界现代史》上册)。这些提法,其源盖出于《论持久战》这篇著作。《论持久战》在分析埃塞俄比亚为什么被意大利灭亡时说,埃国不如中国进步,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对1935年抗意战争前埃塞俄比亚社会性质作如此的判断,是距今42年以前的事了。如今我们还     

1927——1937年民族工业命途浅探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便以政治合作者和经济支持者的身份充当政府的附庸。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与政权的关系就是股东与经理的关系,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他们的要求诸如取消不平等条约、实施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获得较大的政治发言权等,就可以如愿以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南京政府的财政会议曾决议要保护国内产业,减少中国工厂之租税或予以奖金,结果却是空言惑众。社会现实是军阀混战、金贵银贱、债税交加、农村凋蔽和外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在环礁中曲折地向前航行。     

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1985年冬,我国南亚学界聚会于南京,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发表不少见解。有的专家认为,这种斗争方式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甚至是印度当时争取民族独立的最佳手段。的确,在甘地生前,各国学者中也有不少人以为印度没有使用暴力便赢得了独立。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非暴力主义的内涵我们可以接受民族解放存在着两条不同性质的道路——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道路的观点,但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决不等同于后一条道路。它作为指导民族解放的理论原则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