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审判经验的迷局与研判——从“案多人少”切入

2008年以来,江苏法院开展了大规模的总结审判经验专项活动。这是在案件数量剧增的态势下法院为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之为,但得到的经验相当一部分并非是有效提升办案效率的＂精品＂。从短期看,审判经验总结会适得其反,加大案多人少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对于缓解案多人少压力会有所帮助。因此,审判经验有总结的价值,但在传承和发展审判经验时,对于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应当区别对待。     

年龄与职业门槛——雇用年龄限制的正当性

年龄限制在公务员招考和企业招聘过程中普遍存在。但两起因雇用年龄限制而起诉用人单位的案件的诉讼请求都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会考虑此类案件的判决对未来雇主和雇员的影响。年龄作为职业门槛并不存在违宪的问题，也没有侵犯雇员的权利。片面追求雇用年龄的形式平等，可能造成实质上的更大不平等。由于竞争压力的存在，雇主不具有年龄歧视的恶意，限制年龄是为了节省发现雇员工作能力的信息费用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需要。反年龄歧视法无法遏制雇主以年龄分辨雇员能力的做法，反而会导致大龄工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刑法典第89条第2款“又犯罪”之检讨与修改

我国刑法典第89条第2款将追诉时效中断的事由规定为“又犯罪”,对于此项立法模式,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关注较少,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通过“又犯罪”这一时效中断事由的剖析和检讨发现,“又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事由,折射出理论上的误区和立法中的悖论,不可避免地遭遇实践困窘。将“又犯罪”修改为“又犯同种罪”,方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刑事司法中的弱势保护理念刍议

任何司法领域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这决定着改革的其他价值设定和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保障弱势人权就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这决定着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效率、正义的目标。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要求刑事司法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并实现中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立法期待的隐忧——“小悦悦事件”与搀欹跌倒老人被“讹诈”分析

“小悦悦事件”促使国人重新审视“搀扶跌倒老人被‘讹诈’”的社会后果。路人的见死不救行为普遍存在，但惩罚见死不救将造成自发的救助行为的过度供给。偏离最佳供需均衡点。仅凭借奖金激励，无法增加见义勇为的数量，重奖见义勇为还将引发道德风险，但适度高于救助者损失的奖金，可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动用刑罚惩罚讹诈者会造成激励不相容，而讹诈者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其行政处罚并不可取，遏制讹诈的可行措施是，让讹诈者赔偿救助者因讹诈受到的损失。将‘逃逸’作为对肇事者惩罚的加重情节，可以抑制肇事逃逸。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好人”免责立法不具备适用条件。狂热的立法期待，使得“愤怒”与“狂欢”思维代替了论证和分析。     

嫌疑人近亲属受牵连境遇重塑

刑事案件中嫌疑人近亲属面临受牵连的境遇。为充分实现其人权保障，需要在反思嫌疑人近亲属受牵连境遇的基础上，针对受牵连境遇的具体表现，建构嫌疑人近亲属国家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及有限侦查知情权构成的权利体系，以重塑嫌疑人近亲属受牵连境遇。     

年轻化与法官能力——法院对工作能力的需求与青年法官的回应

法院承受着"案多人少"的压力,需要青年法官具备出众的工作能力。但部分青年法官欠缺经验(社会经验、审判经验和纠纷化解经验),缺乏工作耐心,外地生源青年法官还听不懂本地方言。从法学院到法院的经历,工作年数较长的预期和法院所在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大小,都与青年法官工作能力强弱密切相关。法院为提升青年法官工作能力推出的导师制、双向交流、挂职锻炼、新进人员基层锻炼和轮岗制,以及青年法官为提高自身能力表现出的接触掌握司法实践知识的法官、娶/嫁本地人和学习方言的自我刻画倾向,有些具有一定效果,但大多存在理想化成分。因此,为有效提高青年法官工作能力,还需要调整措施,改变法官的效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