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的思想交互——以《庄子·天道》诸篇为中心

庄子本人与黄老之学在思想气质上存在差异,不能表明整个庄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思想内容上无所交互,因为在思想史上与黄老之学同期且真正参与百家争鸣的并非庄子本人,而是传承与发展了庄子本人之学的庄子后学。如果说《庄子》内篇中较少庄子本人与黄老道家之联系,那么《庄子·天道》诸篇中庄子后学尤其是"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对黄老之学"君无为而臣有为"以及援"礼"入"道"、道法结合等思想的吸收和推进则显而易见。"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不仅构建了"天道—无为—(君)主—本—要"与"人道—有为—(人)臣—末—详"两大观念域,还引入"德"等观念使此二域得以有效连接,作为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思想交互的理论结果,其表明庄子后学与黄老之学在战国中后期的确有过思想层面之碰撞与交汇。     

从上古神话谱系看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

在上古神话谱系下,“女娲造人”意指生命的孕育与文化的延续,“夸父追日”意指超越自我极限、打破命运束缚。水神共工将天上之水引向人间,开启了天人关系的建构;巨人朴父在天地初开之际治理洪水,确保了天人关系的稳固。“河神巨灵”的神话故事显示了开辟河道对于先民生存发展的必要性,《楚辞》以“神遇”河伯的方式展现了天人关系之和合共生。从“授禹《河图》”到“大禹治水”、从神话叙事到历史叙事,体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从角力、对抗到和解、共存的演变过程。通过上古神话谱系,可知黄河既是实存的生态系统,又是情理合一的文化生命。黄河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勾勒出国人的生活图景,显示出先民的生存智慧。借助上古神话谱系探析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有助于把握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本质与真谛。     

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与墨学复兴

秦汉以后长期“中绝”的墨学,曾在近代迎来一次小的复兴。墨学之近代复兴由毕沅、王引之、孙诒让等人对《墨子》文本的校勘、注释而开启,经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与分析而形成浪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墨学的复兴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者,并非墨子本人所阐发的“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而是后期墨学所归纳的“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将逻辑的概念、规律、理论、方法与现实的政治、道德、社会、生活相系,从而寻求价值与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说是“墨辩”逻辑的思想特质,亦可说是“墨辩”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最大不同。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小说《荒原问道》:从文化书写到哲学追问

西北作家徐兆寿创作的《荒原问道》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称其为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是基于其浓厚的乡土情怀与沉重的家园意识；至于深刻的哲学意蕴，则是基于其围绕“道”与“存在”等哲学范畴而展开的若干反思，如宇宙、死亡、语言、知识、道德、自由等。传统的观念体系遭遇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挑战，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何以重建自我的精神世界、现代性视域下的社会主体何以实现思想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小说《荒原问道》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也是其哲学反思所指向的终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