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声情之美的不懈追求者——谈高兰的朗诵诗艺术

<正> 著名的朗诵诗人高兰,是我国朗诵诗运动的开拓者,又是声情并美的朗诵诗作的不懈追求者。研究他的诗作的艺术,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繁荣朗诵诗的创作,将有非常的积极意义。高兰是抗战期间国统区诗歌朗诵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丰富的艺术实践,为朗诵诗体的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其它文体一样,朗诵诗具有特定的艺术要求:它必须声情并茂,晓畅传神,使朗诵者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强烈地吸引,并且感染听众。这     

新诗发展之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

搞要:新诗运动的时代背景,造成了演进历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在功能上新诗追求强化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号召力,在结构上新诗需要保证审美愉悦性和耐读性,新诗的发展历程遂形成摆动在结构与功能二者间的轨迹。在新诗运动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是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显示了求实创新的新诗艺术精神。     

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本刊邀请部分从事文学评论和创作的同志举行座谈会

我国的新时期文学,已历时十年。对它的功过是非的估价,从去年北京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开始,评论界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回首既往;正视它的现状,特别是展望它的未来,已成为评论界、创作界和广大读者更为关切的“热点”。今年九月,本刊邀请十几位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同志,以“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向”为题,进行了座谈。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表现了相当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现将发言摘要刊载如下:     

话说孔孚现象

孔孚现象有意想不到的复杂性,有文化心理学的,有审美心理学的,也有人格心理学的——孔孚属于东方神秘诗派,这属于向内转的内向型文化。这个诗派力图走出现代文学的教科书传统,追求诗的空灵玄妙,而中国文化原本是诗文化,这就涉及了文化重构现象。诗文化也就是士文化,诗是士用来言志的,言志是表达士的人格理想,士在宫廷与民众之间,其理想是“雅”,也在宫廷的“颂”与民众的“风”之间。“雅”是空灵玄妙的,它用诗品来象征人品,以风格来表达人格。中国艺术精神最讲究情调,便是出于人伦鉴识的需要。所谓文化重构,是从西方神秘主义回到东方神秘主义,重建诗国的荒废家园。再说,孔孚山水诗是主动为山水诗传统接线的,接线就是要回到诗的老家,不折不扣,是文学寻根现象,而且,无疑是寻到了主根。冯文炳《谈新诗》说温庭筠“真是令人佩服,仿佛风景也就在闰中,而闺中也不外乎诗人的风景矣”。其实,山水诗的对象不是自然美而是人格美,风景即心境,山水是人伦鉴识的象征性语言,看司空图的《诗品》就可以明白。寻山水之根亦即寻人格之品,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不能说写山水诗便是出世,     

文风·文体·文论——近代文学观念的三个阶段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1840—1873年,偏重于以阳刚之气取代阴柔之道,那是个极看重整军经武的年代,强国的欲望使文风发生变化,国威系于军威,忧患促成尚武,文风大变,使杂文学体系所依托的文化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中期为1873—1905年,当时维新之风盛行于世,诗、散文与小说的“革命”,乃是为了“新民”,主要着眼于功能而看重文体的结构,如此便导致了广义的纯文学体系的萌生,文学与非文学逐渐两分,各类文体渐渐形成现代艺术的雏形,文体结构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尺;由于崇高艺术所强调的史诗意识及重陈述讲再现的创作倾向,从而促成了具有启蒙功能的近代文体。后期为1905—1919年,伴随现代文学观念的出现,不仅有戏剧改良,从而使近代文体系统更完整,还出现了基于西方美学的文学观念,产生了美育的自觉,因而中国近代文学观念逼近了狭义的纯文学体系。开始形成了以崇高艺术运动为依托的近代美学体系,成为古典美与现代美的中介桥梁。     

臧克家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文联、山东省社联、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出版总社联合举办的臧克家学术讨论会,于今年四月在济南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六十余名诗人和评论家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讨论的论文计六十余篇,内容涉及臧克家的人格与风格、诗体与文体、文艺思想与创作方法,范围比较广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了新的拓展。现将讨论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臧克家诗的风格臧克家曾两次南下,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坎坷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性格,也磨亮了诗的风格。有人谈到;他的诗,蕴含了在苦涩中嚼     

酒神气质--犁青的艺术个性

犁青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为无拘无束的文思、任情适性的浪漫、活力盎然的创造、如痴如醉的激情,因此可以名之为"酒神气质".     

大侠情结阐释

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表现,侠骨似乎比才气更令人倾心。看戏的女孩子说,她们不喜欢酸溜溜的小生,也不喜欢凶兮兮的花脸,倒是武生往往能牵动她们的目光。似乎有种大侠情结在起作用,面情结便是包蕴本能冲动而又持续活动于无意识中的愿望。唯其如此,文人才会去写武侠,而武侠小说又成为成年人的神话,人们常把自己代入书中的主人公,做白日梦,以武生的形象粉墨登场行侠作义,并从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于是,阐释解说大侠情结,便有助于我们把握自身的文化心态。一侠与东方生命意识不可分割。中华民族在进入农耕时代后,依然保留着渔猎时代的记忆与本能。拆个字看,如果俗是人之谷,仙是人之山,那么侠便在仙与俗之间,代表道教超凡拔俗的意向。我们知道,在一些转述道教神话的武侠小说里,行侠实在是修仙     

消解:郭沫若的文化宿命

郭沫若现象不同于何其芳后期现象,他们都经历了诗意的流失过程,但何其芳的失足在于顺应政治抒情传统,而郭沫若则是这一传统的建构者。换句话说,何其芳在向传统认同时丢掉了自我的主体性,郭沫若则在为新文学奠基的同时,进行着艺术个性的自我消解。对于郭沫若而言,诗意的流失是个价值迷失问题。消解,然后诗人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