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的演讲

我们这一代人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浪费的时间颇多。我们是在战乱时代读的中学、大学,没有受到系统、完满的学术训练。就我个人而言,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就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了。解放以后,本来以为可以平平静静地安心治学,但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再加上十年动乱等等,浪费的时间太多。“文革”之后,我又满怀热诚地想好好做一点学术研究,可是突然,也许是一种历史误会,让我当大学校长。所以,想起来很惭愧。活得一把年纪,从事历史教学、研究这么多年,但是真正有效地投入学术工作的时间并非太长,所以我很羡慕在座…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百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     

追寻早期华工的历史足迹——以艾尔松《爱达荷华人往事》为例

北美早期华工研究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他们的文献材料。艾尔松修女以数十年之力,通过系统地查阅当年的报刊,追寻早期华工在北美大地上的踪迹,撰成《爱达荷华人往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画卷。     

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爭之中心点也。嗚呼!夫孰知以中国竞爭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五十多年以前,湖北的革命志士,正是把全国的和本省的局势这样联系起来認識,并且迅速走上艰苦斗爭的革命道路。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从武昌打响第一枪,决不是偶然的。     

学术自由与社会科学的繁荣

正如文学艺术的繁荣需要创作自由一样,社会科学的繁荣也需要学术自由。提倡学术自由,难免使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是否会因此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里必须说明,我们提倡的不是一般的学术自由,而是旨在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学术自由,它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好背道而驰。提倡学术自由,也难免会使人产生联想:作为我们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否会因此而降低?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关心诚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的历史。一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于全世     

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政府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因为他感到“内忧外患”严重到了极点,只有立宪才能使“外而眈眈环伺之列强,内而狡焉思逞之匪党,皆当改易视听,革面洗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

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潮,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初年先进的中国人所提出的国魂问题作一番考察。我所见到的当时比较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国魂篇》,连续刊载于《浙江潮》杂志(1903年)第1、3、7期(癸卯正月至七月),包括“国魂之定义”、“论铸国魂之法”、“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道德问题”诸节,但可惜未能终篇。另一是《国民新灵魂》,刊载于癸卯八月。作者署名壮游,文中自称金一,可知即吴江著名革命文学家金天翮,也就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他的热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二十世纪初年,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的诗文中,常有如此诚挚而又深沉的呼唤:“国魂乎！盍归来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中国之魂安在乎?”所谓国魂,亦称国民精神,即以后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国民性。当年梁启超曾对此词加以诠释:“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新民说》)     

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中日战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低潮时期.清王朝凭借中外反动势力与满汉地主阶级的相互勾结,血腥地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暂时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大肆吹嘘所谓"同治中兴"、"中外和好".然而就在同治小皇帝死去的第二年,敏感的官僚知识分子薛福成已经看出中国的形势"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这种惶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此期间,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国际资本主义逐步加强了对中国友邻国家的掠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