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再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大国意识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1942年的印度之行是蒋介石以大国领导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次重要尝试。出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和战后亚洲格局的考虑，蒋介石在力图说服甘地放弃不合作政策及支持同盟国作战的同时，又不顾英国的反对，公开敦促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之后，蒋介石又策动美国对英国施压，反对英印政府逮捕甘地。蒋介石由中立调停到以美制英，再到直接反对的政策演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战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在对英外交上的不够务实。     

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垄断与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竞相在华发展无线电通信,垄断中国无线电通信市场。1921年中美无线电费德里合同签订后,英、日、丹麦等国随即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费德里合同非法竞争,引发国际博弈。各国依据条约权利、最惠国待遇与门户开放等诸多理由进行置辩,穷尽措辞而未获一致;不得已由美国无线电公司领衔,以南美无线电合作模式为蓝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中召集无线通信专家,形成专家建议书,由英、法、日成立联合体,与美方费德里项目并行共存,实现美欧和解。然而,日本坚持原有政策,要求费德里项目依据专家建议书加入联合体,美、日两国交涉无果而终。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的垄断与竞争关系。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     

清末保甲与城市社会治理

清末城市设立了保甲局等保甲机构,协助衙门负责市区的社会管理。城市保甲除了编查户口外,在设栅督更、厉禁驰马、治安巡查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清末城市管理的重要力量。然而,面对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城市保甲难以适应新的挑战,最终被巡警制所取代。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高等文官考试是国民政府级别最高的一种文官考试.抗日战争时期,考试院在变通考试原则与考试方法,降低考试要求与录取标准的同时,继续推广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战时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变通,如考试种类增多、录取比例提高、及格人数相应增加,顺应了当时的需要,为各机关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中下级公务人员,成为政府选拔公务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战时环境的影响,官僚体制下私人政治的冲击,以及考试院虽有选拔人才的权力,而没有真正任用人才的权力,致使部分考试及格人员分发到各机关后,长期闲置而难获任用,一定程度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文官考试的成效.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抗战时期中英两国一直维持着广泛而深刻的双边关系,是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无论是在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是通论性和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丰硕成果。梳理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对探讨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