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商品经济与传统节日:成都市古尔邦节研究

成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回族聚居城市,在过千万的人口总数中只有大约2万回族,集中居住在武侯区、金牛区、青白江区和都江堰市等地。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都的回族经历了从聚族而居到散落城市各地的过程,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外地穆斯林因经商、工作或求学等原因来到成都。这些变化对成都本地穆斯林的传统节日有何影响?论文根据2012年古尔邦节前后在成都土桥清真寺的调查,以近20年成都市的城市发展为背景,试图解答伊斯兰传统节日如何在现代都市中"生存",探讨现代性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如何影响了传统节日的组织,现代商品经济又如何影响了传统节日饮食和服饰的选择。     

书写与口头文化之间的工艺知识——夹江造纸中的知识关系探讨

现代欧洲早期,精英学者的文字世界与手工工匠默会世界间的互动促成了工艺知识的传播.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也从文本中寻找工艺知识的细节,却很少注意到这些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现实的技术实践.本文通过考察夹江手工造纸的生产工艺及其传承,论述这样一种现象,即工艺知识的再生产内嵌于特殊的自然、社会和象征环境,很难并且没有必要转化为书写知识,记载工艺知识的文本更关注道德价值的宣传而非技术传递.     

十年通信终得见：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的通信对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李安宅的通信档案,记录了两人长达13年的学术友谊。其内容对认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发掘和利用这部分档案材料。本文将二人间通信分为四个时期,梳理了雷德菲尔德在办学、国际交流、研究资助等方面对李安宅给予的支持,呈现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们如何克服诸多困难坚持办学和做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美人类学界同时出现了“应用”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李安宅和雷德菲尔德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结合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走向与国际学术脉络对学者间通信档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早期人类学建设如何在观照国际学术交流和使用学术共同体语言的同时,思考中国问题,发展“本土化”学科。     

“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一卷2010年7月24日到26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教授主持的“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小型研讨会、“神山与胜山”康区研究计划2010计划工作会议,在贵阳花溪召开。康区研究计划国外合作主持人王秀玉(De-partment of History,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Vancouver)、彭文斌(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出席了本次小型研讨会,此外还聚集了各学科的多位知名学者,包括从事遗传学研究的金力教授(复旦大学)、褚嘉佑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的技术定位

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半专业化的乡村家庭生产。生产技艺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他们通常在亲属纽带或共同居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组织。有关技艺的知识是经验性的和默会的,包含在手工业实践者的身体中,内嵌于社会关系、自然与人造环境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现代精英们试图打破地方的＂知识垄断＂,并且与生产者争夺技术控制。1949年后,技术由农村的初级生产者转移到了城市管理精英手中。然而,当乡村民众被去技能化之后,真正被带走的是什么？它发生自何处？当我们说技艺是＂具身的＂和＂内嵌的＂时,是什么意思？它们是怎样成为＂非具身的＂和＂非嵌入的＂？真正的技艺究竟在哪里——在手工业从业者的手中头脑里,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国家技术再生产的标准和规范框架里？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四川省一个有着熟练造纸匠的社区为田野调查点,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     

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教授专访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中国学大师施坚雅教授所创立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涉及了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体系,为海内外各学界所广泛称道和长期引用.不太为人熟知的是这些丰碑性的理论构架均肇始于川西一隅,即成都东南郊区的高店子的点滴生活经验与施坚雅对城市化的长期兴趣.在访谈中,施坚雅教授对特定时空和政治环境里田野调查经历作了详细的回忆,为我们理解这位学术伟人的早期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一种现有文献中鲜有的视角.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从华北农村妇女的手工纺织活动变迁看地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

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彻底改变了农村地区存在的劳动分工方式和日常生活模式。以关中地区为例,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农村妇女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纺织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乡村妇女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此前附着在妇女身上的纺织任务被田间劳作所取代。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农村地区的妇女实际参与了四种类型的经济：首先是计划经济,此种类型的经济首先满足国家对土地、劳动力、产品的需求,仅根据国家的估计留给集体和个人必须的物资;其次是家庭经济,妇女们供养孩子,为丈夫和公婆的需要而劳作;再次是黑市经济,黑市的市场流动将棉花、布匹、各种票券等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四是礼物经济,如果没有仪式性的布匹交换,婚姻无法缔结,新生儿不会被家族接受,也无法为逝者举行葬礼。从1949-1976年,中国农村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相关的叙述却与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叙事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