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财政与水域救生事业的转型——以岳州救生局为例

受地方财政影响,清代洞庭湖区的水域救济事业变化明显。顺康时期朝廷有心无钱;雍乾时期中央拨款拯溺;嘉道时期转交地方办理;咸丰年间短暂停办;同治后设岳州救生官局以专理洞庭湖水域救济事业。岳州救生局为善举长存,以劝捐、发典生息、厘金、罚款、盐票、田租等多种方式筹集救生经费。经费筹措的艰难,也使岳州救生局运作管理方式发生转型。加之,湘军崛起后,湖南士绅力量庞大且有充裕资本,地方事务须官绅配合方得成效。洞庭湖水域救生事业从清前中期的官办向与绅共管转变,运作架构日趋合理。     

高师院校历史专业结构调整与课程设置改革的思考

为了提高历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高师院校历史专业结构调整与课程设置应该贯彻科学性、师范性、思想性、时代性、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适应性、广域性和地域性原则。     

论刘蓉抚陕与罢职

刘蓉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仕宦生涯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大有关系。他署理陕西巡抚期间,察吏安民,汰劣黜庸,政绩名声甚好,但由于性格刚直,与官场流俗相忤,先后与陕西按察使张集馨、继任巡抚乔松年发生交恶构怨,又遭到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的诬告,最后罢职而去。从中可以看出湘系集团与清廷及其他地方势力的离合关系。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咸丰庚申之变曾国藩集团"拒不北援"说质疑

1860年曾国藩集团对待北援问题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是＂按兵请旨＂,拒不北援。《北援集议》等相关资料研究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不足;＂请旨＂既是曾国藩北上必须要走的程序,又是迫于当时形势的结果;在清廷撤消北援之前,湘军北援各项重要事项均已暗中安排妥当,由此可以证实曾国藩集团并未拖延敷衍,拒不北援。     

清朝至民国时期米禁与商品经济关系探析

米禁是一项重要的赈务辅助措施。清、民国时期十分盛行。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赈灾救灾不无裨益,另一方面有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负面作用较大。同时部分人反思米禁,形成了以经济方式救荒的思想,受历史环境的局限,这一先进的救荒思想很少付于实践。     

清末民初县政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转型

清末民初湖南县政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清末的县政治理模式、镇乡行政设置和固有团体改良等制度和设施,为民初县政建设所继承与利用。民初县政建设重在行政组织建设上,发展到议行并立的县政治理格局,体现出近代中国县政民主化改革的最佳态势。建立起“县—镇乡”基层行政体制,使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基层;改变清代地方行政的“简约治理”传统,建立现代官僚行政组织和机制;在地方公共权力组织与行政官厅之间建立起权力配置、监督制衡机制,构成了此后30多年近代中国县政改革与建设的基本内容。     

试论湘军人物对传统友道之践履——以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友谊为例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元老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应用体系对比分析

目的揭示中法两国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应用体系的状况。方法以中法两国的ISO／IEC生物安全实验室应用的标准体系为研究对象,收集和整理生物安全实验室相关标准信息,主要运用标准信息的文献计量方法,从标准的现行数量、分类、制定、修订、等效国际标准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结果与结论建议中国在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上应加强对医疗设备、卫生用品、洗涤设备等的灭菌消毒系列标准、实验室风险管理和持续改进方法等国际标准的等效采用。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