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大潮冲击的结果,也与近代西学纷至沓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本文具体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及内容。认为与西方社会学的结合,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道路的一大特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史料学、治史方法等方面的积蕴深厚,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影响仍以表现形式、历史观等为主,而在方法论方面则有所减弱。至于这一输入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粗糙、简单套用乃至精芜不辨等弱点,在当时固属难免,在今日则足以为鉴。     

《王文韶日记》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在浙江杭州市图书馆找到了《王文韶日记》原稿。这部未刊日记共二十册,每册记一年或数年之事,本子大小不一,未经统一装订。记事起同治六年(1867),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历时达三十六年,除缺同治十二至十三年、光绪三年、八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外,其余大部分保持完整,总计约七、八十万字。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晚号退圃。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咸丰二年(1852)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同治初,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旋移署汉黄德道。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西捻军及回民起义,奏派王文韶总办陕甘后路粮台。此后,他以办事干练,深为左宗棠、李鸿章等器重,不数年间,由道员擢湖北按察使、升湖南布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传统

说到“学术传统”,一般人多易将其笼统理解为古代形成的文化统绪或学术规范。但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学术传统”本身并非凝固不变之物,而是一种处于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之中的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它既汇聚了各时代文化的沉淀物,也在不断扬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及其建构路向——论李济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潮流中,考古学在国内的应运而生本是大势所趋,但能使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一门与国际接轨,且无论在规模还是成就上都足以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现代科学,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李济所领导的考古学团队。李济在考古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发奋精神,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追求和对传统学术的包容承继,以及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创新的气度,不仅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早期建构路向树立了一支标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尊重的学术遗产。     

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

本文采用比较史学中的平行比较之法,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纵向考察,力求透过两者的不同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从史学运行的机制、功能、观念、方法等多视角的剖析入手,对其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历史影响作出合理的解释.文章认为,中西古代史学因其间利弊相伏、精芜并生,不能简单用“优”、“劣”来定性概括.     

现代化潮流中的国学思潮及其走向再省思

"国学"作为本土文化或学术的特称,本是现代化潮流在中国兴起后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被现代学术无情解构的一种学术系统。国学思潮所处的这种吊诡境遇,生动地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自我调整的艰巨性,并使聚集于"国学"大旗之下的各派价值取向及其处置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或态度,亦往往呈现出种种异相和复杂性。其间的进退得失,不但牵动着国人对民族文化传统未来命运的思考,而且为当下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书写的兴起

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书写,是在西方实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兴起的。其发展则从最初的社会总体史探究逐渐衍为社会形态发展史(通史)和社会生活史(专史)两大支流。这一过程不但大大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及史学研究内涵,也直接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科学的转型。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领,使关注社会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和民生事业的休戚成为社会史书写最为普遍的进步倾向。至其所显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趋势,还具有现代史学初创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正是以此为起点,历史学开始突破旧史学的藩篱,在进一步吸纳和借鉴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的基础上,较快开启了由传统人文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蝶变。     

战后台湾“去殖民化”的中国文化回归战略及其实践平议

1945年,阔别五十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之后,国民政府随即在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举措。这一过程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收复的故土上行使自己主权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事实上也受到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理解。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不免存在一些可议处,但在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恢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惟近三十年来,缘时移势迁,对此历史事件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环节,诸如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化、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及两蒋主政时期官方极力提倡传统文化的认识或评价,歧见日出。因此,征诸史迹,进一步梳理和澄清其过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作反思,仍十分必要。     

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

关于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以往论者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理论、方法、观念或学术成就的总结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酝酿于清末,几经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组织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它的运作,对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就其基本框架而言,显然仿自西方近代的学术运行模式,其间虽也有人注意到对某些传统制度的借鉴问题(如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兼采旧书院制度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著.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对西方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又是残缺不全的,最明显的是没有建立起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立运作的社会性学术基金资助体系(当时较为规范的这类机构,其资金来源多半与国外有关),以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学术研究事业的持久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