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

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 ,既受到美日两国的影响 ,也反映了学者们的独立追求。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于 2 0世纪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余年间 ,既具备了主客观因素 ,也进行了初步运作。 2 0 - 30年代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平稳—曲折的发展阶段。 4 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日美三角关系处于破裂阶段。 2 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 ,是由中日“轴心”和日美“杠杆”以及中美不平等关系而构成的“不等边三角形” ,而积弱的中国则始终是这个三角关系中的最大“输家”。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７０年间，特别是战后以来，中日两国史学界关于该事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显学”。这些成果，就日本侵华方面而言，主要集中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其对“满洲”政策之研究，以及对于一二八事变的一些研究。但对于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在既定的“满洲”政策之外，酝酿与探索对华新政策，至今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

关于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我国史学界还只有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着重考察了1868－1945年间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将其近百年的盛衰过程划分为：明治时代（8168－1911）的基本形成阶段,大正－昭和初年（1912－1930）的初步实施阶段,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的全面实施与崩溃阶段,并分别进行了史实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结合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与实质,政策实施的程序与手段以及政策目标的追求等方面,总结了近现代业太政策的若干主要特征。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问题,国内外学界近40年来的专门研究仍然薄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以后,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是第一份全面而系统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不久又提出了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此后到1943年间,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华北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实行精兵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及其武器装备,敌后抗战渡过了难关,人民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抗战严重困难时期,中共审时度势,果断转变人民军队的发展战略而进行的根据地军事建设,不但适应了经济力量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之历史规律,也是对于根据地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促进。八路军、新四军注重质量的精兵建设之路,为人民军队此后的历次精简整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正式形成,则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上的巨大成就和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