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总在背叛灵魂

婚姻在一个阶段已经开始鸾凤齐鸣、琴瑟谐畅了。没有什么抱怨和莺语,已彼此适应,依偎在一起,拥揽,都已感觉到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但是,那强烈的感觉却是迟钝,生命深处桃红色性爱之花不再摇曳。只是拥揽,感觉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依靠以及安全踏实,却没有火烧火燎的欲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明确创业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推动我国创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考察了行动者的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考虑借贷参与的条件下,个体风险态度对其创业活动有着积极影响,并在城镇地区具有显著作用.(2)是否获得借贷、借贷渠道与借贷用途对创业活动也有显著影响:生产经营用途的借贷,无论来自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均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创业活动;个体获得非正规渠道的消费用途借贷则与其创业活动显著负相关.通过分析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个体创业活动的关系,本文为理解个体创业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从风险态度和借贷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激励个体创业的可行措施.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有关程序研究

我国现行公司法未确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开始受理此类案件。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一系列公司法理论问题,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了一些程序障碍。本文通过考察国外股东代表诉讼法律规定,对这一制度有关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层级分流模式与经验证据

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周雪光（2016）的“层级分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官员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二元结构的实证假设,并发展出有关的概念工具和测量来分析政府人事流动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某省1990-2008年间地级市与（部分）区、县、县级市及其所属机构主要官员人事流动的经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分析,主要包括：（1）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2）条块权力结构;（3）块上流动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诸方面。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实证分析

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是否具有内生性是该国制定货币政策的认识基础 ,也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根本。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外生性检验 ,检验了我国自 2 0 0 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性质 ,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     

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A县“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

中国基层政府执行国家政策或上级指令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组织现象是,上级对下级工作进行频繁的检查或考核,而下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策略来应对。本文以华中地区某农业县2007年度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试图从组织学角度分析、解读这一检查与应对过程,尤其关注基层政府应对上级政府的各种策略。本文认为,这些非正式组织行为的普遍存在和重复再现常常导致自上而下考核检查的失败,究其根源,主要是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的不合理,尤其是监督制度、激励制度与组织目标、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不兼容和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