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

领导科学是一门研究现代领导行为过程。领导工作经验及领导活动得失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领导科学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积极而有益的思想材料,而且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理论基础。总结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对于实现领导工作科学化,领导观念现代化,提高领导工作效能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协商机制与党内民主的实践——对浙江省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的一种思考

中国民主化进程按照中国政治的现实规定性和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两大民主程式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基础上还表现出实质性的趋向,这与近来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很多耦合之处。椒江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就是基于三种民主相结合推动党内协商的一种尝试。运用协商机制深化党内民主实践有赖于借鉴国外协商民主理论的探索,进一步发掘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协商规律和协商资源。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性质与特色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进行,从整体上改革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解决“事情要人来做”的问题,就要建立一套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正是我国     

“前十年”史研究的新开拓——推荐《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历史(简称“前十年”),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情况异常复杂,疑难问题很多。这个时期党内外矛盾比较尖锐;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的方面与错误的方面交织在一起;国际斗争和国内斗争交叉进行,相互影响,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时而一致,时而分岐;左倾错误不断出现,屡屡重犯;党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教训也相当深刻。因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历史     

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外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因此而成为赤字财政、军事财政,财政赤字占岁出的60%-70%,军费在财政支出中也占60%-70%.拯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借外债、罗掘内债.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外债其实就是"美债",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中美关系所决定的."美债"数额为15 923.14万美元,"美援"总值则达42.55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对国内公债进行了罗掘,发行了大量的黄金、美元和实物公债,但终因债信丧失、经济残破和通货膨胀而收效甚微.外债和内债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赤字财政、军事财政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挽救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领导理论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领导理论是毛泽东在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领导工作的理论概括,是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领导经验的高度总结。正当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之际,加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领导理论的探讨,弄清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领导工作理论的曲折历程,阐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领导理论的基本内涵,进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领导工作的自身规律,将对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一、艰辛的探索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领导理论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开展而逐渐产生、形成的。由于毛     

“法律的统治”与治国方略的统一——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特征

本文从法治即“法律的统治”的本义出发 ,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如何将“法律的统治”的观念理性上升为“依法治国”的领导方略 ,使两者达到和谐统一。本文认为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特征主要是“法律的统治”的战略性、制度治理的法律化和目标取向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