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与趋新——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

我国辞赋艺术自楚、汉定尊,历千余年之流变,中经“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晋、宋、齐、梁骈体和“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的唐、宋应制律体(详孙梅《四六丛话》),以及“以古文为路”(王芑孙《读赋卮言·总指》)的宋代文赋,无论体制抑或风格,屡迁数穷,以至文学史家视唐宋以降辞赋为衰落期,鲜复置论,尤疏于文体兴替规律之阐发。事实上,     

从创作论看老子的文艺思想

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其对我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建构,有着审美本体的意义。而认知这一点,我以为有必要从创作论的角度辨析《老子》自身所隐含的心灵境界,并通过其诗心诗境显示出的智慧与想象,反观其特有的文艺审美价值。 一 老子是以诗的韵律、语言、意境完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道家哲学著作,亦可谓中国诗史上第一部哲学诗。如果说哲学的认识是知解力的表现,诗学的认识是想象力的表现,那么,《老子》对一切知识的体悟充满的言在意     

从东汉后期文学看玄儒境界——兼论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思想环节

“为文之术,首在治心”。由东汉后期文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心态变化、审美视角变化和作用观念的变化,推衍出一种异于汉儒正统观念的“玄儒境界”。而这种“玄儒境界”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构造,则又成为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中介环节。从理论根源上看,汉人能够凝聚儒、道审美趣味而形成“玄儒境界”,结穴于先秦儒、道均落实于人生而又追求于无限的超越状态;从文化背景上看,这种新型人格的出现实现了《诗》、《骚》融合基础上的艺术自觉;从历史条件上看,这种艺术的、人格的、哲学的转折,均根植于汉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约达四五万卷的敦煌文献,敦煌学就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的辞赋遗书,也引起了赋学研究界的关注,成为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敦煌赋现存有28篇,包括见诸《文选》的赋篇、唐人文赋和通俗故事赋三类。就敦煌赋文献的整理而言,2     

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

近人黄节先生云:古今来有两大冤枉人,一为扬子云,一为阮嗣宗。诚为明鉴。然扬子之冤,岂止仕莽问题,后世论其学术思想、文论思想臧否轩轾,冤屈殊多,究其原因,大概在于没有深入了解扬雄之身世、思想之矛盾。而我认为,扬雄学术思想中重要之矛盾就在于表现出融合儒道之倾向,这个倾向对其文论有极大的影响。     

清赋概论

赋文学至唐宋体变虽穷,然经元明之仿古,清复其盛,亦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尽管清赋由繁盛而衰亡,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共有的末代命运,但其绚烂的创作现象,实为赋学研究之重要范畴。一清赋体制、风格之复兴气象,既非赋体的更化,亦非赋艺的宏扬,而是清代政治、文化的反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