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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来辉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27-33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体现为从军事、政治、经济到环境气候等诸多方面,其中在环境气候方面的行动似乎较少得到重视。为什么美国选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合作?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环境和气候问题是湄公河地区面临的重要安全和战略问题,与本地区面临的水资源分配、减贫、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此相关的政治信任问题也是涉及制约中国与本地区经贸关系升华的瓶颈。美国选择在这一议题上重返亚太,正好切中了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软肋,迎合了本地区在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安全需要,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软实力。而且美国也利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话语,以履行自身作为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承诺的行动。美国的做法表面上对中国不构成威胁和挑战,实际上相比军事和经济战略方面,却更加明显地存在针对中国以及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成了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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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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