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赋“值”：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政策文件的质性文本分析

数字政府如何反映公共价值以及如何从价值洼地走向价值源泉,对该问题的回答既隐含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工具理性裹挟的深刻忧思,又承载着公众对数字政府构建的殷切厚望。为了更好地回应问题,研究基于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将数字工具视为新要素嵌入模型,建立起“公共价值—绩效管理—工具理性”的立体式PVGPG模型,利用NVivo质性文本分析软件对31份省际数字政府政策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核心式编码。研究指出：公共价值层面形成价值理念、价值载体和价值实现方式3个父节点和12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0.66%、7.04%和7.88%;绩效管理层面形成整体绩效提升、治理效能转化和地方实践创新3个父节点和11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6.31%、6.95%和7.51%;工具理性层面形成数字禀赋赋能、信息优势施展、平台技术与基础设施支撑3个父节点和13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8.54%、14.09%和11.03%。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助推数字政府迈向以“数”赋“值”的数值型政府。     

中国特色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与学习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非均衡赋权、自下而上的民意吸纳和点面结合的试点推广等方式,不断增进政策认知和积累政策经验,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模式。本质上,中国特色政策试验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制度体制、组织机构、信息技术和空间距离等因素构成知识生产的内在驱动力,政策专家、地方官员与利益相关者等多个行动者围绕试验议题组建学习网络,彼此交流试验信息、互换试验经验和共享试验资源,持续将碎片化的政策知识转化为制度化知识,甚至形成技术性方案,最终促成政策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根据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强弱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高低的差异性,中国特色政策试验的学习模式可以分为条块互动模式、政治动员模式、等待观望模式和边干边学模式,不同学习模式生产不同的政策知识。探讨中国特色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与学习模式,有利于深化中国改革发展的政策认知,对于解读中国制度文明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无信则衰",构建新时期的政府公信力体系,不仅是实务界的实然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应然回应.有鉴于此,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将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依法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外衍潜变量,建立起政府公信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政府公信力.为此,应构建职责分明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整体质量与细化服务评价指标、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与推进集成服务改革、创新政府治理制度与促进政府与社会良序互动等优化路径,以期反刍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公信力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支撑.     

政策试验中的多方互动与知识生产——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过程模型，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政策系统通过互动交流提出新概念，传递出新愿景、新思路，决策系统在接受了新概念后，构建议题学习网络，鼓励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参与，促进议题学习和知识生产。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可分为愿景学习、试点学习、整合学习和规范学习四种类型，分别形成概念知识、项目知识、系统知识、制度知识。在持续的议题学习中，逐渐降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政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政策试验需要构建政策知识的共同生产机制，在决策者、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与对话，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