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张弦创作个性

王蒙在一九八○年曾宣称:“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苦的任务:寻找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和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这不仅是王蒙个人的追求,也是新时期所有希冀成功的作家们共同的追求。刘绍棠说:“我在自己作品中,总是注意自己的创作个性,从构     

认同和超越——当代浙江文学的文化阐释之二

1 作为当代文学活动和文学研究与近年关于吴越史前文化、民间风俗等的热点讨论有着较大的距离。文学属于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用卡冈的话来说,文化可分为几个层次,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艺术文化。或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艺术品产生于“历史”和“物质”之间的裂缝,艺术文化既渗透在精神和物质文化之间,又悬浮在两者之间,与整个文化环境构成象征性的关系。因此,在文学研究视野里,文化是作     

关于新时期小说中人的主题的思考

早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学先驱者们就曾热烈鼓吹“人的文学”,作为向封建者专制主义,蒙味主义和禁欲主义反抗的旗帜。中国数千年历史,整个民族的“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五四”先驱者们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为武器,或以冷峻犀利的笔锋解剖“国民性”,或以狂飙突进的热情鼓吹个性解放。“人”,首先成为现代新文学的核心主题意识。     

艾青诗歌的生命意象

面对历史上的文本,如果尊重其原初意义,试图重建文本的历史语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文本推向了历史的远处,把作者还给时间之河的彼岸,以致消失在当代读者的极目处。如果文本的确只有写作时代的意义,那么它会自动退出我们的阅读视野;如果文本仍为我们阅读,仍与我们构成对话状态,那么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显然违背有效的审美阅读原则。面对艾青早期诗歌,可以强烈感受到诗歌里那种穿透时间之幕的永恒魅力,倾听到对我们发出的交谈声音,它不是作为过去时代的见证物供后人瞻仰,而是自身裹挟着郁勃汹涌的生命之流,漫过时间堤岸,涌向我们,渴望对话,渴望重读。因而必须重建对话的现代语境,在承认先前所有解读有效性、合理性基础上采取一种新的阅读姿态,面向文本语言结构,又不弃绝写作语境和历史素材,以现代姿态     

吴越风情小说笔谈

去年10月,浙江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召开了规模颇大的吴越风情小说研讨会,作家汪曾祺、评论家雷达、王愚等专程赶来参加了会议,省内诸多作家、评论家也济济一堂,争论热烈。会议出现了近年难能一见的热闹场面。致力于营建吴越风情小说规范的人们,从浙江省作家的创作实际出发,寻觅故土上的文明之源,指出各大区文化的异同,界定风情小说的文体学意义,从逻辑上为吴越风情小说的壮大发展作了预告,给予切实的推动。本刊特此选发一组笔谈,刊登浙江省作家协会茅盾文学院副院长盛子潮和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阮忆的文章,并希望吴越风情小说的创作和评论进一步繁荣起来。     

文学接受和主体意识——外国文学与中国近年文学关系论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译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阮忆的这篇论文,论述了十余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复杂的关系及发展史:王蒙等第一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形式剥离,下一代青年作家则从拉美文学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将审美维度切入民族文化心态。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体系正在构建。     

对话:写作和阅读的意义

当整个身心在文学天地里畅然漫步时,总会感觉到有种难以拒绝的魅力引诱你与她神交意会,这无疑是由写作与阅读双向激发的一种奇妙的超验境界。尽管写作会有渴望对话和拒绝对话、寻求知音和退归自我等等姿态,阅读事实上也有积极和消极、主动和被动等等姿态,但作为写作、作为阅读的最高和最后的功能意义乃是构成交互鸣和的对话关系。     

“海洋母题”与中国文学

大海,对于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的华夏祖先来说无疑是神秘而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劳作繁衍在一个西隔于连绵不断的高山,东阻于无法横越的大海,基本上是封闭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当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在浩瀚的大海上推衍出一个个悲壮的故事,从而揭开了西方海洋文学序幕时,而我们的祖先却长期囿于眼前周围的土地,未能超越乡土观念将目光投向东隅浩瀚的大海,更不可能现实地面对大海,作出种种冒险的举动,顶多只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