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的文化考察

近几年来,国际学人从对韦伯(Max Weher)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的理论探讨中,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正式提到了国际学研究的议程,“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已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新加坡可说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政府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     

略论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本特征及其研究方法

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它的基本特征。但以往的论著,多着重论列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表现,很少从辩证方法论的意义上,把哲学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演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所以,尽管提供了许多启迪人们思考的线索,但论题毕竟还只限于对哲学思想本身的一般说明。笔者认为,当前哲学思想史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遵照列宁一再指出的:应当辩证地研究那些“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人类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399页),把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确立在揭示中华民族哲学思维辩证发展的规律上。这就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把我们的视野从     

“文化危机”与展望

近几年的文化研究看似热闹,实仍处在脱颖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学人们往往热衷于中西文化优劣长短的比较。这也是自五四时期梁漱溟、胡适以来文化研究的共同弱点。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且有其必要性。但若仅局限于对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孰短孰长的比较,缺乏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价值系统作深层的探究,其结果往往只是浅层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我根据自己1985年以来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及西德、美国等地访问讲学的亲身感受,认为:无论是已经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或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发生过“文化危机”,就是说自身本来的传统文化遇     

荀学体系结构及其思想史论研究

荀子在思想史论上的成就不能同他创立的荀学体系并称,这和《庄子·天下篇》的哲学思想不能同它的思想史论价值并称一样。但荀学体系毕竟和荀子的思想史论直接相关。近年来,研究荀学的书籍和论文确实不少,也出现了许多较好的研究论著。学术界在一些诸如荀子是先秦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等基本问题上,已取得了公认,这是值得肯定的成绩。然而,研究哲学史的传统方法,在荀学的研究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大家还是习惯于按过去形成的程式分解荀子,所以论题还只限于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至于荀学体系及其思想史论问题,则研究得不够。因此,本文以前人成果为基础,就这一方面作些初步探索。     

孙中山大同理想的终极关怀(论纲)

本文提出孙中山大同理想的直接奋斗目标是用“民权”代替“君权’,用“共和”代替“专制”,这种思想是孔子的“天下为公”思想的充分发展。文章认为孙中山大同理想的基本点是“三民主义”。孙中山曾提出他的大同理想通向“共产主义”,但孙中山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故他的大同理想与科学共产主义有别。文章认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立足点还是民族主义,尽管他也是讲世界主义的。     

王学精神的时代意义

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题目是:王学精神的时代意义。记得八四年时,安徽的蒋国保同志翻译了日本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一书,要我为其作序。这件事促使我不得不去看一看阳明的书。以后因去新加坡和联邦德国研究讲学,又看了海外许多朋友们研究阳明的著作。特别是冈田武彦先生等一些日本朋友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书。后来我带的研究生中又有两位研究王阳明,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王学内在矛盾的分析》。另一位的题目是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下)

四、《易章句》的儒理思想及其与张程关洛之异同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易章句》所蕴涵的儒理思想,才能真正看出它同张载《易说》之“大义所在”究竟有何相同。如果说,从吕大临的释《易》方法中,已见其作《易章句》之用心是沿袭张载《易说》力辟释老、复兴儒学的“原儒”思路,要把恢复儒学本义作     

检察机关抗诉案件亦可适用简易审程序

简易审程序有利于提高诉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促进社会和谐,同样适用于二审抗诉案件。当务之急,应由立法明确二审抗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审查和提议以及庭审程序,使之规范化。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上)

以往学界研究吕大临,仅涉及他本人的思想,在衡定关学与洛学的关系上,亦仅限于作“思想异同”的比较,很少触及关联洛学与关学的直接史料。陈俊民教授的这篇文章,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吕大临的《易章句》作典型剖析,来探明关学与洛学的关系。其资料之详备为目前的研究所仅见,是研究吕大临思想及关学与洛学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成果。因篇幅较长,本刊分作上、下篇分期登载。     

宋明“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性”旨趣

明清之际的一些学人,曾非常尖锐地批评过王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以及“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风尚,他们很不喜欢晚明王学“禅学化”的空疏习气,甚至目之为招致亡国之祸根。但他们作为朱明王朝遗民,实际上却承袭了王学末流特有的“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的英雄“气骨”。这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殉道精神,据张君劢先生五十年代写的《比较中日阳明学》所说,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由此使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心性之学”,为什么能派生出象泰州学派那样为“掀翻天地”、破除封建名教羁络而敢于“赤身担当”的主体精神?中西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是否都蕴涵有这样的旨趣?宋明儒佛道三教各家之言心言性,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终极关怀?这无疑都是应慎思明辨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