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理”到“治理”:房产税试点困境的法学救赎

现代经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迁,呼唤着由管理到治理的治国理念转型。房产税试点带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其合法性、正当性与有效性都遭受诸多质疑。在治理视野下,房产税改革应当通过制定《房产税法》的方式推进。立法主导路径并不当然地排斥试点,但要求对试点模式进行全面重构。解决试点的合法性问题,需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并由国务院暂停《房产税暂行条例》相关条款在试点地区的实施。在善治理念指引下,房产税试点要着重处理好其定位的谨慎性、主体的民主性、方案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参与性,并以此为未来的税制改革试点模式树立新标杆。     

财政支出法建构: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广泛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权力性,因而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在有关支出的法律谱系中,预算法关注财政支出的决策,财政支出法规范财政支出的实施。鉴于实施中的广泛裁量空间,财政支出法不应被视为仅有工具价值的行政手续,而应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财政过程。财政支出法赋予的程序理性和预算提供的实质理性,共同构成支出的正当性基础。因此,财政支出法制度建构的关键在于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来减少恣意,具体表现为以参与性为核心、以公开性为前提、以救济性为保障。我国的财政支出法较不完善,演进动力也不充分,较为现实的路径是先制定统一程序的行政法规,或"借力"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专章,条件成熟后再择机制定《财政支出法》。     

财税体制改革：新使命、新思维、新路经

在“财事协调、权责统一“的原则指引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已经趋于明朗：第一步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第二步是按照事权来界定支出责任;第三步是根据支出责任来合理配置财权：第四步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最终走向财税法治。     

国家变迁的财税法观察——以税收观念演进为线索

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下,国家形态的变迁与财税法的发展呈现出交相辉映的互动态势.从静态的角度看,财税法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表现出不同特征;从动态的角度看,在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财税理论与制度的变革又往往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转型的重要推手和先声.在封建国家中,税法几未产生,税收只是供养王室的“君主私财”.伴随着征税权的争夺,民主国家方得确立,税收也因私权兴起而被视为“公法之债”,税法则主要表现为消极的控权法.在夜警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中,税收观念在范围上延展至用税,立场也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财税法成为理财治国之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税收应当被理解为“公共财产”,由此建构起合作、互动的新型财税文化.     

谦抑之智:论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可能造成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其道德义务之债的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环境道德不适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立法对先进理念的吸纳,不可太过超前,而应该注意循序渐进。     

财税行为构建论纲

财税行为是财税主体实施的,能够产生财税法律效果,且需要财税法进行评价的行为.从主体上看,它涉及国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它包括财税执法行为和财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从范围上看,它涵盖财政基本行为、收入行为、支出行为和管理行为,但不纳入财政监督行为.经由“主体-行为”范式,财税行为可以提炼出“决策行为-对策行为”的基本类型,前者指决策主体依法作出和执行财政决策的行为,后者指对策主体参与财政决策和应对法律规定的行为.决策行为和对策行为都需要接受法律评价,但二者在评价标准、重点及后果上存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