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监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极端风险的演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引入极值理论模型,依次测算我国上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以及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2017年金融强监管周期开启后,证券、信托、保险三类机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均有所降低;三类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也均降低,但仍需要进一步监管;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亦明显下降.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强监管政策显著降低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影子银行规模比重对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呈U型影响,最优规模比重约为0.35,部分机构需进一步降低影子银行规模比重,监管层需要注意监管边界,维持影子银行业务适度发展.     

动态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

本文对动态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FDI)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使人们看到一条条清晰的 FDI演进路径 ,并指出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 FDI模式的启示     

产品视角下汇率因素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贸易伙伴国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对占中国出口总额近90%的9类产品建立了基于19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从汇率变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方面探讨了汇率因素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人民币汇率贬值会促进中国出口的发展,汇率波动的加剧则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发展。从产品结构来看,汇率因素的两个方面对不同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结构效应。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利率走廊体系的构建及其有效性分析

目前,我国利率走廊体系得以初步建立。本文通过对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DR007比较适宜作为短期基准利率;现有利率走廊体系可以较为有效地传导货币政策意图,引导短期利率的变动;但受利率走廊体系不完善以及央行中长期货币政策操作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利率的波动有所加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有所增强,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较为有效地进行传导,为利率走廊体系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间上行和下行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实际数据,利用混频时变参数MF-TVP-LBVAR网络模型测度分析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上行和下行溢出水平,并量化分析重大事件的连续影响。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来,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下行溢出水平上升、下行溢入水平下降,上行溢出和溢入的演化趋势则与之相反;不同实体经济部门表现出明显异质性。第二,重大事件发生后金融市场对产出、投资、进出口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下行溢出水平普遍上升;上行溢出水平对下行溢出水平具有一定的正向领先效应。第三,重大事件变量导致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间双向上行和下行溢出均显著提升,上行结果在产出部门最明显,下行结果在进出口部门最显著。本研究对于重大事件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提振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意义。     

金融强监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极端风险的演化

引入极值理论模型,依次测算我国上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以及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2017年金融强监管周期开启后,证券、信托、保险三类机构自身极端风险概率均有所降低;三类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也均降低,但仍需要进一步监管;金融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亦明显下降．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强监管政策显著降低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影子银行规模比重对极端风险网络关联度呈Ｕ型影响,最优规模比重约为0.35,部分机构需进一步降低影子银行规模比重,监管层需要注意监管边界,维持影子银行业务适度发展．     

从进化博弈论的角度看东亚模式

本文从进化博弈的角度审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动态模式 ,它随着环境的变化 ,在不断地进行“适应性进化”,从政府强干预到政府弱干预 ,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就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东亚模式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初期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历史功绩不容置疑。但是 ,与其他模式相比 ,它不是一概优势。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由于东亚模式本身的进化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步调不一致 ,它日益显露出对世界大环境的“不适应症”。因而 ,必须对东亚模式实行战略性的调整 ,以克服“进化路径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