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三次转移

本文以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沿进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评价，认为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以发展与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有关的尖端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战略转移，第二次是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战略转移，第三次是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确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信息与唯物论“第四形态”

信息概念的产生并不表明出现了一个超越于物质和精神之上的更高的哲学本体 ,从本质上说不存在信息概念超出并推翻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问题。因而 ,“辩证虚物论”者所主张的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划分为实物和虚物 ,并以此取代物质和精神概念 ,认为实物宇宙实际上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 ,究其实质不过是精神支配和决定物质的翻版。所谓辩证虚物论或唯物论第四形态不过是个人主观臆想的东西。信息概念不是推翻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成果情况的统计分析--基于1956-1966年论文作者群的分布

1956—1966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和形成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前的最佳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国内各大期刊杂志上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论文。从作者群的分布上看,既有专业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有科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既有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国外学者的参与。通过考察这十年间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在作者群分布态势上的特点,定量揭示这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期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岛示与参考,     

制约科技创新的关键是管理制度的变革——近十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

文章从国际视角对比分析了中国大陆2000-2010年间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状况。研究中发现,科研机构、中科院在研发资源方面优于高校,但高校的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是科研机构的许多倍,但同国际同行比较,我国高校人均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无论从质上和量上并不高。为了使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一个根本的提升,政府应该在加大对高校R&D经费的支持力度的前提下,改革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      

库恩的科学观及其当代批判

托马斯·库恩视科学为科学家厨体从事的活动,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科学发现争科学革命的逻辑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被看作完全靠信仰推动的过程,过分夸大了科学共同体的直觉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否认了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作用。而走向直觉主义的科学本质观;以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否定存在评价理论的客观标准,走向约定主义的标准观;撇开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科学历史的考察仅仅从社会学、解释学上去理解,没有结合认识论的分析,致使将科学家的行为与科学家的认识混淆起采,以此否认科学理论是时现实世界的反映,否认科学是朝向真理的累积进步事业,走向了实用主义的科学进步观。     

责任自由与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

在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化时代，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应该是一种责任自由。责任自由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统一，其中，内在自由即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是责任自由实现的根本。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具体体现在认识论、道德论和政治论三个层面上。     

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

与西方科技所彰显出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科技受其特定的哲学文化结构的制约,在其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重直觉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和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等人文精神特征。中国传统科技所具有的这一充满人文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推动当代科技的全面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科学体制与科学自主性的若干思考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体制既是科学自主运行的基本前提，同时又构成了对它的控制。随着科学的发展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学的自主性具体体现为科学内部的自治、政府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分别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科研过程管理和科学评价等几个层面。     

影响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国际视角,实证考察了2001-2011年间我国科学创新投入产出状况。研究发现,在影响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中,RD经费投入强度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关键制约因素;政府对高校RD经费投入比例偏低和基础研究资助对象不明确,是导致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以来不断走低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有一个质的提升,政府必须在不断提高RD经费投入强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革目前落后的资源配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