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先秦时期化解政治冲突的和平手段及其历史影响（英文）

中国人自古就有爱好和平、崇尚以和为贵理念的悠久传统。先秦时期,许多政治家依托于特定社会与文化基础,试图利用和平手段化解矛盾、缓解冲突、团结盟友,为妥善解决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复杂关系,开拓了除战争等暴力手段之外的重要选项,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手段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政治解决、政治联姻、因俗简礼、誓诰诅盟等。有别于战争等暴力手段给民众、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和平手段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痛苦,降低了社会代价,对于促使民族融合,推动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和平手段的基础之上,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酝酿出和亲、羁縻、互市等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新模式。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掘中国古人化解政治冲突的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牵绊”还是“工作引拉”？——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数据的分析,参照于男性社会参与,在个体基本特征以外,主要从"婚姻家庭生活"与"工作经济状况"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参与整体水平较低;在女性社会参与的类型表现上,政策支持类和志愿公益类的社会参与相对最多,行动组织类和意见表达类的社会参与较少;女性社会参与受到个体基本特征、婚姻家庭生活、工作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性别比较发现,女性社会参与更多的受到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男性社会参与则与工作经济状况联系更为紧密。结论表明,虽然当前中国女性更多的从"家庭内"走出,但其在"家庭外"的社会参与依然更受到家庭生活的"牵绊",这与男性有很大不同。因此,要在社会参与层面追求性别的平等化,仍需要在倡导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婚姻家庭生活上予以保障,以此协调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从而使女性成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女性的全面发展。     

“《坛经》考”质疑——读胡适《坛经考之一》

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并影响至今。胡氏认为,《曹溪大师别传》系一个江东或浙中和尚作于781年,是契嵩篡改《坛经》的蓝本。实际上,《曹溪大师别传》是多篇文章的汇编,编者已不可考,时间则明显晚于781年,说契嵩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大肆篡改《坛经》,其实是一场误会。弄清这些对于禅宗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专题研究：性别与内外的中国（英文）

<正>In investigating gender roles,a number of Asian scholars from the Confucian-sphere see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which originated in ancient Greece and flourish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s less appropriate than nei-wai内外(inner/outer) for examining gender system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in East Asia.1 Given that ancient China was permeated by Confucian culture,any discussion of nei-wai and gender in those times must refer to the concepts of jia-guo yiti家国一体(the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