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江南粮食供需与粮食贸易的再考察

清代江南的粮食短缺及其与其他经济区的粮食贸易是江南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课题。直至18世纪末,作为一个整体,江南的米粮供应缺口不太大,存在严重粮食短缺现象的是江宁、苏州、杭州、太仓州以及松江东部,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存在,太仓州和松江府东部诸县则是因为"土不宜稻",而其余地区尚有余粮可以供应别地。因此18世纪江南的粮食短缺并不严重,常年数百万石的供给缺口,在丰年基本能够自给。18世纪大量关于江南米严重不足的记载,不是今天习称的"江南"全境。对于这些严重缺粮的地方来说,供给缺口的填补并不是全部依靠长途贩运的米粮,来自江南其他府县的内部调剂也是相当重要的。     

春花鱼鳞册初探

发现于天柱县的"春花鱼鳞册"在新出的清水江文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鱼鳞册所载"田主"身份的考察,结合清水江地区典田、借贷文契的特点,显示永佃制在当地耕地经营中已普遍存在。尽管鱼鳞册登载的耕地面积、范围看来不大,但对于了解清水江山地背景下耕地地权分配的状况,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评彭慕兰、黄宗智论争中的棉及棉布消费问题--以江南为核心的另一种估计

关于十八世纪以降中国人纺织品消费的实际状况及其变迁,以徐新吾在<江南土布史>中关于鸦片战争后全国人均棉布及棉花消费量的估算影响最为深远.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则对十八世纪江南居民纺织品消费的状况作了估计,二者之间的差异便也成为彭慕兰与黄宗智之间学术论争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徐新吾和彭慕兰的研究,其方法都极富启发意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黄宗智单纯依赖徐批评彭的方式,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本文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期对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棉及棉织物的消费水平作出更为精确可靠的估计.     

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住房消费

普通居民的住房消费是一个在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领域,本文主要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农村和市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从住房的建筑材质、建筑样式和结构、室内外环境、卫生状况、室内陈设等方面作了梳理和探讨,并对十八世纪以来江南居民,特别是农民人均住房的数量和面积、家具的数量、以及年均住房消费的开支水平作了尝试性的估计.     

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上的远期交易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湖州、嘉兴等蚕桑区叶市上的"稍叶"交易,是一种典型且成熟的远期交易.叶市交易的对象--桑叶,其新鲜程度的要求极高,供给与需求的不确定性较大,且交易时间集中而短暂,这使得叶市呈现出高风险,尤其是高价格风险的特性.远期交易方式的采用,是一种规避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它有着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湖州、嘉兴等地一些市镇上叶行的营业,对于这种远期交易方式的组织和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有大量投机现象的存在,但总的来说,以远期交易为显著特征的江南叶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较好的信用状况.江南叶市远期交易,反映了这一地区市场的成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对于正确认识传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

在国外学术界,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两派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进程,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代、角色和路径等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通过考察19世纪中西贸易史,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证材料,有利于澄清这场争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在茶叶和鸦片贸易中,中、英双方在组织和战略上的差异性,凸显了双方背后的经济体系确实存在巨大差别,按照布罗代尔的定义,这种差别正体现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此外,经济史的考察还提醒人们,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视为真理的一些命题和结论,也值得用历史的眼光重加分析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