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国际经济政策

在美国总统的所有行政举措中,国际经济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向是促进国内经济繁荣和保护美国的国际安全利益。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制定政策通过在多边关系中发展贸易机会来促进美国冷战同盟国的经济力量时,安全利益占了绝对优势。美国市场的规模对这一政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对冷战时态度暧昧的贫困国家的援助计划中,国际安全利益也是基石。的确,在与共产主义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只是政治以其他形式的继续。”不过,与共产主义冲突的结束改变了上述两种驱动因素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相对重要性。     

你能判断出正确的“信号”吗？

变化总是有先兆的——即使在最为变化无常的情境中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做出不计其数的决定, 其中某些的决定会比其他决定更为冒险。投资者们购买股价即将急剧上涨的公司的股票;分析家们撰写报告预测行业趋势:顾问们为客户提出决定成败的建议。     

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各种看法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掀起一股空前未有的所谓“来自上面”的阶级斗争浪潮。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其制度本身危机新阶段的发展过程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下加深了。另一方面,保守力量之所以也能动员起来,主要是由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情绪和行为在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现状维护者采取的策略,遵循着以下三个主要原则:(一)试图强行实施一种旨在公开捍卫和竭力维护私人资本家利益的新经济政策;(二)力求重新划分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范围,将其目标放在限制、甚至消灭广大群众通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某些权利;(三)为了保存处于结构危机的资本主义,尽力使其意识形态“重新合法化”。     

失却的金帐汗国编年史与蒙古帝国的历史编纂学

德温·德维斯 (DevinDeWeese) ① 在其对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的传播所做的研究中 ,作出了如下评论 :反映金帐汗国内部状况的成文史最早到 15世纪才出现……这些成文史不是来自金帐汗国的中心 ,而是来自先后出现了帖木儿与昔班尼月即别这些伊斯兰编史工作的庇护者的中亚地区。因而 ,在赤术的兀鲁恩中 ,没有本土的编史传统 ,如果说在这方面曾有什么东西存在的话 ,那么 ,其遗存与记录却未保留下来。真正存在下来的相关的“历史”产品 ,则是在产生于中亚与伊朗的历史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口传体传说。德维斯发现的证据包括 :有关别儿哥在践祚后不久…     

私人妨害原则与相邻权、地役权

文章剖析了英美物权法上“使用权”的概念 ,并解释了财产权就像“权利集束”这个常用比喻 ,并对美国普通法上财产法中的有关相邻方之间土地纠纷的法规进行了比较分析 ,其中特别比较了普通法上的私人妨害原则和中国物权法草案第 9章所规定的相邻权的概念 ,并将普通法体系中的各种私人土地使用协议和地役权与中国物权法草案第 16章的内容进行了对比。     

领导权理论与后现代思潮

英国著名教授E·拉克劳以其拓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闻名,并成为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一词,曾有“文化霸权”等译法;但本文译者认为,在拉克劳的著作中,他主要是在“国家、革命、阶级和革命的领导者”等意义上来谈论这一范畴的,所以在这里把“hegemony”译为“领导权”)一书中,拉克劳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等当代“时髦”理论相结合的尝试引人注目,但也备受争议。为此,他在另一本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其领导权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包括革命的主体、阶级的构成、阶级斗争、对立和认同等等。此外,领导权理论还涉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联系,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后分析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其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针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拉克劳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回答和阐述。英国《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部分成员罗宾(Robin Blackburn)、彼德(Peter Dews)和安娜(Anna-Marie Smith)于1988年5月策划专访拉克劳。以下访谈是从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选译     

蒙古学在捷克斯洛伐克

一、早期的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对蒙古和中国进行科学的研究始于我国伟大的爱国者V.纳甫斯特克先生(1826～1894)。他在布拉格的旧居现已改建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非文化博物馆。当年,捷克旅行家们从世界各地考察回国后,都喜欢到这里聚会,并带来各国珍贵的民族学文物。C.锡里尔(1843～1906)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和印度学专家,掌握包括蒙古语在内的多种外国语言,他是拜访纳甫斯特克的常客之一。他在布拉格大学和卡可夫大学任比较语     

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

在改革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概念成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此,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向自己提出了制定社会主义模式,即社会主义构想的任务。依我所见,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与空想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就没打算勾画一幅未来社会的最终蓝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批判了一些空想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竭力按照臆想的方案组建社会,幻想实现乌托邦社会。恩格斯在给英国社会主义者爱·皮斯的一封信中说,他和马克思对未来     

日本文化论及其社会背景

一、一座新的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接受了国库3.08亿日元的捐助,所长梅原猛。主要研究领域是解释日本文化。这一研究中心在日本国内虽然不是唯一的,却处于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枢地位。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对日本文化进行国际性跨学科研究。此外为配合国内外的日本文化研究,提供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信息,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等学术活动。通过这种组织者的作用,该中心扮演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角色。中心创立的前史可上溯到70年代。当时的大平正芳首相责令组成“文化时代小组”,     

对关于统计推断性质的十四个难以理解和有待澄清的问题的思考（下）

十四、概率上限和概率下限在理论和实际中有什么作用?　　由于具体的或认识上的概率的上、下限产生于不同的环境,短语概率“上限”和概率“下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在格罗宁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一种对后验概率构造置信区间的传统[126,4]。在罗吉斯蒂回归中,即使对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也可得到类似的结果,见[70,17]。标准误和置信限加深了评估中涉及的统计不确定性的印象。除了这些统计不确定性外,还存在系统误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参数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错误的。因此将精力集中在这些统计不确定性上多少是一种误导。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