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文明交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因此,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最为突出的表现形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学研究中的形象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更凸显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中国学者提倡变异学,希望在保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

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小说冷静的批判,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的文学性改写,对乌托邦视角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又有现代主义小说迷惘的探索.其现代主义因素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意义层面上,是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心灵受到的巨大创痛的揭示;二是在技术表述层面上,隐喻,梦,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是意义层面的相应投射。     

略论哈代的爱情诗与死亡诗

哈代的爱情诗与死亡诗,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富有自我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体验的部分,也是最有创新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其爱情诗,从表面上看,对抒发美好爱情理想的常见模式有所颠覆,而其实质,则是在更为真实的层面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呼唤,追求爱情价值与意义的回归。死亡诗则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其独特的死亡观--把死亡视为“永恒的休息”。哈代的死亡观映照出他的存在观,其存在观可以用负重精神来概括。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美国汉学界的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美国汉学界关于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艾朗诺（Ronald Egan）、卜寿珊（Susan Bush）、许龙（XU Long）、包弼德（Peter Bol）从书论、画论与文论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书论研究集中于书法展现个性、风格多样化、书法“无法”以及“书与道俱”等思想;画论研究关注苏轼的文人画理论以及形神兼备、胸有成竹等主张;文论研究则重点阐述苏轼的文学思想、文艺批评和创作理论。美国汉学家们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结合个人学术兴趣,择取独特维度对苏轼文艺美学思想予以观照。研究往往突破艺术领域,在历史、哲学、政治等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评判,视角新颖、结论合理,体现出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虽某些理解略显偏颇,但瑕不掩瑜,仍可为国内学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