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多数反思和批判只是在新形势下对过去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修补和发展,而不是全新意义上的重建。巴里·布赞教授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成功超越,重新诠释了国际体系在一个宏观和久远的世界历史背景中的演变,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多元论的方法论体系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同时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启迪。     

范例与超越：全球史观的实践和全球化时代的批判——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lanos，1913-2004年），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人们在他的讣告里，将其称为世界史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现代希腊问题和巴尔干问题专家，可谓“盖棺定论”。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学术成就斐然，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全球通史》更是给斯氏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这部著作自40年前（1966年，《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英文版付梓）问世以来，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畅销不衰的全球史经典。     

欧洲经验与世界历史:英国学派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英国学派是一个由经典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构成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作为英国学派学术理路来源的欧洲经验和作为其研究指向的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深层张力,这种张力决定了英国学派在学派界定、理论生成和理论转向诸方面都呈现出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封闭性和开放性是一个悖论,然而,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这一悖论构成了英国学派的总体特征。封闭性强调了英国学派的自律性和鲜明特色,开放性突出了其包容性和批判性。这一合理的悖论或许是任何希冀创建带有自身学派特色的知识共同体的一种“宿命”。     

知识性与社会性：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逻辑

从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理论来看,英国学派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知识”网络结构,具有鲜明的知识性与社会性。知识性强调英国学派作为国际关系知识生产者、传播者与反思者的重要角色,即这一知识群体的内生性倾向。社会性意指英国学派的诸种社会关系,即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局势嬗变、学术机制建设、学术论战以及国际社会议题四重“社会—知识”结构密不可分。在英国学派的历史发展与学术实践中,知识性与社会性相互交织。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深刻影响了英国学派的建构路径、研究取向与历史进程。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及牛津大学等众多学术组织,直接或间接促进了英国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创建。英国学派参加国际关系第二次论战的社会实践,反映出英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欧洲国际社会议题的扩展与转向,凸显了英国学派知识体系极强的代际传承与社会联结。依靠特有的知识综合与开放倾向,英国学派的知识性与社会性得以不断彰显。     

学术与智库: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全球著名外交智库，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支撑与智库发展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自创立以来，该所就致力于国际事务思想理念的研讨和传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该所不仅开创了“非官方政策干预”的国际事务处理新途径，还为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两种设计构想。独立性(非官方性)和前瞻性是该机构得以存续至今并维持行业影响力和学术威望的重要保障。查塔姆研究所的百年历程，虽然为建设新兴全球高端智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也暴露出难以摆脱的精英主义特质、帝国主义传统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