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生活状况演变之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政府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从其月俸给折算大米数量、恩格尔系数等多方面考察都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而抗战期间,从公务员货币收入指数、真实收入指数等方面考察,其生活状况日益恶化。1943年和1937年相比,公务员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了90%以上。到1947年,中央公务员的收入已经和战前最低级别公务员的收入相差无几,而低级别公务员的月收入仅相当于战前南京市黄包车夫的月收入。极低的收入使俸给制度的控制与激励作用下降,公务员与政府离心力加大,贪污腐败加剧,进而加速了政府的溃败。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青年毛泽东与五四时期湖南女子解放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为湖南女子解放鼓与呼.同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较全面而深刻的.     

交通运输与中日甲午战争

交通运输业同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一样 ,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并形成该国的军事潜力。在战争条件下 ,交通运输业的作用十分重要 ,没有铁路 ,进行现代战争就是空谈。中日甲午战争 ,由于交通运输的落后 ,尤其是铁路的缺乏 ,对中方造成了严重制约 ,使战前清军的布防失去先机 ,使战时支援不力 ,导致清军一败再败。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黎元洪稳居湖北都督析论

本文通过对武昌起义前后各种事件的分析,得出黎元洪能够稳居湖北都督之位主要是革命党人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这些矛盾主要包括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的矛盾和因乡土观念而引起的两湖矛盾.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后,为了能够稳居其位,又有意识的利用了这两对矛盾,采取了拉共打文、拉鄂打湘的策略,从而反过来又加剧这两对矛盾,因此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非主流文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以古典式自由和美国式个人主义为内核,强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美国主流文化是美国制度建立的灵魂。但是非主流文化却担负打磨美国政治制度的重任。美国非主流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从美国国家权力结构、制度的合法性、公民权利以及美国选举等方面给以较大的影响。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非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善的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截止1949年,它经过了三次修正。所得税的实施,使得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薪俸收入在法定范围之内有所减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日抗战的财政基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个人所得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战后继续开征所得税则值得商榷。因为财政的进步并不在于财政本身,而在于发达的经济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最终只会无疾而终。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对日民间索赔新思路：设立日本遗华化武伤害赔偿基金之探讨

尽管日本已着手处理遗留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事宜,但是鉴于该进程的迟滞性及化学武器所造成伤害的严重性,为确保受到日本遗华化学武器伤害的人们得到必要的补偿和足以维持生计、追求公平,笔者认为应设立日本遗华化学武器伤害赔偿基金,此行不仅有其客观必要性,而且有其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