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特殊贡献就是孔子的德性伦理学。该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复兴的里程碑。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该文宣称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都走入了误区,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中止道德哲学研究。这势必将我们带回古希腊,特别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两篇文献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近现代西方道德,而且,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相似之处:一方的灵丹妙药是孔子的伦理学,另一方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然而,安思康并没有提及孔子,而宣言也漠视亚里士多德传统。进一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他们所分别推动的新儒学复兴与德性伦理学复兴这两大运动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篇同年发表的历史性文献,不仅可以找到两大复兴运动对话缺失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宣言》没有能够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方面的一致性。     

哲学史家——苗力田

苗力田,1917年生,黑龙江省同江县人,原籍山东省日照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北京市政协委员。 苗力田先生少年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王春沐的影响,对哲学发生兴趣。他1939年赴重庆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那时便参加《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的活动,并开始阅读马列著作。1944年他大学毕业,考取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三年制研究生,师从著名哲学家陈     

亚里士多德:作为存在的存在

“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确定的研究对象,然而在究竟这个对象意指什么等问题上学者们从未达到过共识。通过对《形而上学》一书的疏理,可以澄清“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一概念的意义,理解以之为对象的存在论的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将存在论归结为本体论,从而有助于正确把握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论、本体论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与苗力田学术思想(笔谈)

古人云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俗语亦云 :“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来说 ,方法论的探讨 ,应该可以属于“器”的范畴 ,属于“磨刀”的功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苗力田先生在西方哲学史领域辛勤耕耘 5 0余载 ,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值苗力田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 ,于 2 0 0 1年 5月 2 7日在京召开了“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暨苗力田学术思想研讨会” ,结合苗力田先生的研究实践 ,着重就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从众多的发言中 ,我们整理出以下这组笔谈 ,以飨读者 ,并期望能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柏拉图论理念之间的分有

对于柏拉图哲学的分有说,过去仅仅理解为个别事物对理念的分有。本文指出,分有说还有另一层意思,即理念之间的分有。如果说赫拉克里特描绘了在感性世界范围内由种种联系和作用交织起来的世界画面,那么,柏拉图则是理性世界中的赫拉克里特,是用概念间的联系揭示这幅画面的第一个尝试者。     

论柏拉图的回忆说

回忆说的提出是柏拉图分离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回忆又是把握理念的途径,回忆必须通过感觉而进行,由于“美”的特殊性质,因而对“美”之爱就是心灵回忆起理念的根本条件。回忆说与灵魂不朽、理念论是紧密联系的。 柏拉图在回忆说中一反知识是从对象抽引导出的传统知识来源观,把知识源泉从对象转移到心灵自身,心灵自身对原有知识的回忆,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但却是对“普遍必然知识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性解答。回忆说也是发展变化的,对理念的回忆最终演变成一个从可感事物出发逐级概括以至达到最高本质的过程,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并为《国家篇》中的“心灵转向说”及其他对话中的认识论所取代。     

中西哲学比较与哲学论证

近来翻阅多种中文报刊杂志,屡屡看到“二十一世纪文化的主导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文化之主流”等宏论;而与此相对应的乃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西方精神面临无法克服的危机”等断言(为论证方便,我姑且称这一思潮为“儒学主导论”)。我们这些负笈西域的学子,多年来既在强势的西方学术水准前时感压抑,又对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