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秩序的刑法保护限度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最活跃形态，在长期_“弱监管、强保护_”的数字市场中，平台制定的自我管理规则率先承担了大量市场管理功能，进而形成_“平台秩序_”。大平台的运行秩序带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公共秩序的表象，对平台秩序的底层权力关系认识不足，造成了刑法对干扰平台秩序行为的入罪过度。大平台依靠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权力，趋向排斥竞争的_“垄断化秩序_”、支配用户权利行使的_“准社会秩序_”,但平台秩序的本质是平台营利的稳定性，它缺少社会秩序法益的可保护性。对于干扰平台秩序的行为，应区分平台秩序关联的不同法益而予以入罪限缩：对破坏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优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对_“利用平台规则_”侵害平台财产法益的行为，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对侵害平台或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财产利益的行为，区分适用财产犯罪和计算机数据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