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1867年6月19日，虞洽卿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山下村（现属慈溪市），名和德，字洽卿。1881年，他奉母命随人到上海学生意，最先在端康颜料行做学徒。十年之后，他已被鲁麟洋行聘为买办。虞洽卿以其精明的生意头脑，以及过人的社交能力，不久就成为上海滩有名的洋商买办。1924年，虞洽卿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其在任虽仅两年，却经历上海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数件大事：江浙战争、五卅运动，及随后发生的北伐战争，虞氏在这些事件中均有极重要的参与。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

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却更多地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日人放毒谣言密不可分."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风潮中,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乱频频发生.民众对自身环境安全也产生极度担忧,种种对食物的怀疑在坊间漫延,整个上海下层社会陷入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在这些普罗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我们所熟悉的"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     

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

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 ,晚清政府开始重视工商业 ,并有实际的举措。但政府之目的仍在对外 ,并未认识到商业本身于民生的重要意义。“重商主义”一词除广义上的重视商业之意外 ,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更主张由政府控制国家的经济。晚清重商主义在实际上亦有此一面的意义。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 ,“商战”是其主要口号 ,并为商人所欢迎。但在当时 ,商人私有财产权仍处于暧昧之中。轻商的社会风气也未能从根本上祛除     

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地方文献为中心

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包括"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等类资料对区域史研究的影响甚巨。不过,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却不限于此,其他内部性的文献包括各种公私机构留下的档案,以及各相关者的函稿及日记、文集等。宁波同乡组织也也有许多出版品。这些地方文献主要保存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民间也有不少遗留,需要系统调查采访与整理。在此基础上,近代宁波区域史的重建才有可能。     

技术、人脉与时势:美亚织绸厂的兴起与发展(1920-1950)

美亚织绸厂是中国近代丝织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技术、人脉、时势对其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左右了美亚企业的发展。美亚在早期以技术为主要竞争手段,不断推出新品绸缎,并依靠培育技术人才,从行业中脱颖而出。当其规模渐大之时,人脉资源发挥重要作用,这在融资、管理、销售等各方面都有体现。然而,20世纪30年代后,外在政治与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战略有更重要的影响,在战时特殊环境中美亚也曾成长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但战后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最终其营业无法继续,陷于衰败。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导论部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     

江浙战争与民初国内政局之转化

江浙战争是20世纪20年代国内政局转化的一个关键点.此前两省曾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秩序.但派系冲突、上海辖权的争执等因素终于促使战祸发生.战争并未带来很大的兵力消耗,却招致严重的兵灾,以及巨额的经济损失.战争对两省绅商心理有着深远影响,同时国内政局也自此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