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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可以分为先秦至中唐前后的生命悲剧意识、中唐以后至明中叶的价值悲剧意识和明中叶以后至清代的冲突悲剧意识三个阶段。以苏轼为代表的价值悲剧意识的特质是在明确地认识到文人的悲剧性定位后对这种悲剧意识进行审美超越,并在超越中建构具有新的合理性的价值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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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5)
汉赋在其渊源上融合了《诗经》之“赋”的理性精神、铺陈的创作方法和楚赋的某些形式,其美的本质是“理性之美”;在其历史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对政治本体化时代的体认,其美的本质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汉赋之美是人的类的理性觉醒的产物,同时又是这种理性的僵化的表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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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老道术中,慈忍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达到了“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只是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洼,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者永远的、心甘情愿的报答和捍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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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5-74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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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李贺诗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表现出彻底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历史价值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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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5)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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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以柔克刚是中国人处世治国的梦想,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往往以刚克柔者多,以柔克刚者少,刚者多胜,柔者多败。然而,"柔道"的妙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明君。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 相似文献